作者：秋风

　　外来工与其生活的陌生城市完全是隔绝的。他们不被视为城市居民，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城市的法规和行政管理制度已经把他们与本地居民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外来工彼此之间也是隔绝的。他们基本上是通过乡党关系保持联络，或者是跟随包工头涌入城市，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按照地域关系集中起来的群落。各个群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种商业上直接对立的竞争关系。

　　这两个层次的隔绝，导致外来工不能形成一种有效地在社会、政治层面中表达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利益的渠道。因此，尽管外来工人数很多，但却是高度分散的。他们保护自己权益的活动，也是高度分散的。他们只能单个面对不良企业主。

　　于是，数量巨大的外来工，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权益基本上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显然，要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外来工薪资问题，保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需要从制度上入手，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增强外来工在劳动力和城市生活中的谈判能力，包括与当地企业谈判的能力，与当地政府和民众谈判的能力。

　　与企业谈判，外来工就需要组织起来。然而，目前城市的工会组织基本上没有将大量外来工纳入自己的视野范围中。工会组织是否可以画地为牢？从前有一句话，叫做“工人阶级无国界”，那么，仅仅因为一个工人不具备当地户籍，工会组织就可以对其权益遭到侵犯的事情不闻不问，这样是否合情合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作为维护工人利益的合法组织，各级工会组织理应对一切工人一视同仁。外来工数量较多的城市的工会组织早就应当重视这些外来工的问题。当然，应当承认，这些工人流动性较大，比较分散，组织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当外来工与当地企业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当地工会组织应当积极介入，协助工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城市也应当为外来工提供表达、维护其利益的渠道。尽管在广东等少数地方外来工也能参加选举，甚至有的还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但从总体上说，外来工在城市的政治舞台上缺少发言权。因此，他们的利益在他们所生活、服务的城市中，得不到最起码的表达。这样，他们就不具备与城市中其他群体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城市完全可以按照合法的程序制订种种歧视、排斥外来工的地方法规。

　　在外地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时代，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一个人，作为公民，不管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有权行使宪法赋予他／她的权利，包括参政议政的权利。大学生、外来工、大量流动的白领，都应当在他／她所居住、工作、学习的城市，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都可以在城市的政治舞台上合法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何通过现有的工会、人大、政协制度，将外来工纳入其中，允许其通过这些合法渠道主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仅是一个解决短期难题的权宜之计，而是涉及到我们的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向城市化转型的根本问题。城市的舞台只有包容外地人口，民众才能在政治上真正实现平等。而只有当包括外地人在内的每个民众的利益都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出来的时候，各种极端事件才可能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城市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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