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100%安全套与清洁针头的期待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2月02日17:04 青年参考

　　联合国艾滋病总署警告说，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1000万人，后果不堪设想。警告的同时，中国政府应对艾滋病流行加速的试点防御措施纷纷启动，一场生命防线与艾滋病魔的争夺较量已经暗暗上演。

　　　　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防治艾滋病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如今效果如何呢?

　　本报记者吴珊发自北京

　　“1995年以前，经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只在云南一省出现；2000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都出现了因吸毒感染的艾滋病患者，而到了2002年，全国31个行政辖区都发现了因吸毒感染的艾滋病人。”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一边给记者演示着幻灯片，一边说。

　　2003年11月6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表示，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8万人。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亚洲居第2位，在世界居第14位。

　　去年6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总署公布了一份题为《HIV／艾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的报告，文中指出："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数量难以准确估计......许多国内和国际专家估计在2001年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已经超过了100万。”报告最后还警告说，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1000万人，后果不堪设想。

　　100%安全套拦截艾滋

　　2001年，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湖北、江苏的“100%安全套”的试点计划正式启动。所谓“100%安全套”，就是在当地所有的娱乐场所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讲并发放安全套。卫生部和WHO的特派团下到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和江苏泰州县靖江村两地和当地政府研讨防治措施，当地疾控中心、娱乐产业的相关部门、当地娱乐场所的业主和雇员也列席会议。之后，特派团下到娱乐场所的现场访问业主和性工作者。调查结束后，特派团将大量总结信息对当地政府做了反馈。

　　“100%安全套”项目试点的结果显示，在安全套销售的增长方面，在江苏靖江，定点安全套销售商的销售量从2001年的每季度5000个增长到2003年的每季度10万个。在湖北黄陂，数字的增长是从5万个到71，000个。

　　在安全套使用率的增长方面，江苏靖江的安全套持续使用率从2001年11月的75%增长到2003年4月的92%。在湖北黄陂，这个数字从2001年10月的60%增长到2003年8月的94.5%。

　　在基层，特派团感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各个层级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省政府把试点地区的做法和当地权力部门管理娱乐产业的经验作为示范，促进了安全套的使用和性病与艾滋病的预防。

　　2002年7-8月，海南儋州和湖南澧县也开始了“100%安全套”计划的试点。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因为大量外籍民工的流入，性产业在当地非常容易泛滥。在儋州，预计有2800名左右娱乐产业的性工作者，并有大约200名自由性工作者。

　　海南儋州和湖南澧县的试点数据回收工作都还在继续当中，暂时还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清洁针头干预吸毒行为

　　“针具社会市场营销”的项目在1999年就开始在广西试点，2002年又在广东、广西两省的4个点进行了小范围推广，涉及到2000多名吸毒人员。“针具社会市场营销”的具体做法是，在该试点范围内吸毒人群能够从指定药店购买清洁针具。在将这4个点进行干预点和对照点的区分之后，干预点于2002年9月和11月开始实施为期近1年的干预，而对照点不开展任何活动。社区内的干预活动除了向吸毒人员提供面对面的宣传之外，还发放和回收清洁针具。

　　在问卷调查中有关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艾滋病的传播与预防知识；在过去30天内的高危吸毒行为，如针具共用率、共针次数、一同共用针具者人数、共用清洗水容器等频率、共用清洗水容器等次数、一同共用清洗水的人数；最近3个月内每注射10针中的针具共用次数；性行为情况等。

　　调查结果大致表明，经过行为干预之后，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比例由60%下降到30%，共用针头和清洗用水的次数都有明显减少，但是在每天注射的次数上差异并不大。

　　“政府在12月份还会启动‘美沙酮计划’，美沙酮是一种毒性很轻的药品，可以部分替代吸毒者对毒品的需求。我们会选择4-5个省中的近10个试验点做第一批的试点。”刚刚做完“针具社会市场营销”项目评估报告的吴尊友说，“海洛因的食用每天要花费50-300元，而美沙酮每天只收10元的治疗费，可以防止因获取毒资而发生的犯罪行为。又可以保证吸食者保持劳动能力，使他们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既防止了艾滋病蔓延，又维护了社会治安，因此我们很看好这个项目试点之后的推广效果。”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同时对政府每年发起的严打政策表示忧虑：“公安部门的强硬和卫生部门的温和如何协调？把打击变成安抚和救助更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 而从资金投入上来说，“尽管政府在经费上加大了投入，但是和总体需求还相差太远，而且很多用于房子、仪器设备等硬件的建设，用于宣传和防治措施的仍然太少。” 吴尊友最后说。

　　散发政府免费清单的艾滋基督徒

　　由于害怕歧视，河南农村竟然出现了“免费的午餐没人吃”的怪现象，高耀洁医生所深恶痛绝的假药制造者又让这一小部分愿意医治者进一步分流。但是政府在救助艾滋病人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上并没有停住脚步。

　　本报记者吴珊发自北京

　　赵振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同时，他也是睢县艾滋病感染者自救组织“爱心互助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个组织的30多名志愿工作人员，也都和他一样，不幸感染了艾滋病。这个没有经过政府部门注册的民间自救组织，在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成功地劝服了300多名出现感染症状的乡邻接受身体检查和治疗，但是这个数字，还仅仅是睢县数千名感染者的冰山一角。

　　赵振的一天

　　11月28日，赵振按计划去访问一个叫许庆丰的艾滋病感染者，以及一对艾滋病夫妇的遗孤。他们都住在离赵振所在的东关村三四公里外的叶吉屯村。赵振说他现在的生活过得极有计划，每个月的工作重点、要帮助多少人，以及每天的行程，都一清二楚。

　　赵振还说，互助组的很多人都和他一样，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大多都是在染病之后入的教。

　　　赵振告诉记者，那天他面前的许庆丰，身上起的疱疹已经开始溃烂，传染性极强，赵振说他把大量工作都花在了教会他如何避免把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上面。对于赵振，许庆丰一家和其他互助组的大多数访问对象一样，默默地接受着关怀，并做着内心的挣扎：接受检查和治疗，就会暴露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而不检查，就只能看着自己的生命加速滑向死亡。两个多小时之后，许庆丰终于接受了赵振的治疗建议，但是仍不愿接受政府的免费治疗，而要按赵振告诉他的对症药物去药店购买。

　　许庆丰早已知道自己染上艾滋病，他曾到郑州做过检查。但是回来后一直不敢去就医，其实在县卫生局可以领到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的免费药物和代金券。

　　互助小组有点烦

　　“我们可以召集一些人进行集体宣讲，而不是采用效率极低的一对一访谈的方式，但是那么做政府会不高兴。”未经注册的“爱心互助组”召集村民宣讲艾滋病，“无异于是在败坏政府形象、扰乱社会治安，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因此互助组的工作常常得不到政府的理解，有很多阻力。” 赵振有点苦恼地说。

　　河南的大部分艾滋病高发村庄都没有像“爱心互助组”这样的组织，当地村政府的宣传又很不够，所以无论是感染者还是未感染者对艾滋病的无知程度都相当惊人。“知道自己病情的人只占到感染者的1/10甚至1%，但是政府如果要做宣传难度也很大。”赵振说。

　　“小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的障碍比较多，很多人感染了这个病后不愿意承认，宁愿死。”“爱心互助组”的另一位成员赵立新说。感染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的东关村，因为发现得早和互助组的工作做得好，有90%以上的人都接受了县卫生局的免费治疗，而其他的很多村庄甚至还不到1%。“不愿治疗的主要原因不是怕花钱，因为政府提供了免费的治疗药物，而是周围人的歧视。”赵振说，“多人染病之后仍旧要赚钱养家，力工、建筑工都得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得到活干。染病的菜农没法在本村和邻村卖菜，得挑到很远的地方才卖得掉。农村人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找工作，还要成家，也都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人染病。”赵立新说。

　　县卫生局的埋单计划

　　政府在救助艾滋病人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免费治疗上并没有停住脚步。

　　“去年7月政府开始机会性感染的免费治疗，感染者发现腹泻、发烧、淋巴结肿大、疱疹、肺炎、隐性脑膜炎等症状都可以免费治疗。”赵振说。县卫生局给每位艾滋病人提供100元的代金券，不够的还可以继续申请50-100元的加量。“今年7月，抗病毒药物，也就是鸡尾酒疗法的免费治疗也开始提供给县里的艾滋病人。但是现在是因为愿意治疗的病人少，所以药还用不完。但如果睢县300多已经知道的艾滋病人都来治疗的话，药物的数量可能还差2/3。”

　　“但是现在政府免费治疗的范围还非常小，试点的5000人中的2000人都集中在河南上蔡县，都是外电报道比较多的地区，出现卖输血感染的23个省大部分都还没有实行免费治疗。城市中的免费治疗也没有开始实施。而巴西、南非这些国家，都是实行全部艾滋病患者免费治疗的。中国政府也有能力在这个项目上埋单，但是在卫生部公布的感染者84万和病人8万这些数字之外，还应该给出一个包含隐性数字的大致范围，比如感染者可能500万或更多，这样当更多的病人加入到治疗队伍中来时政府也不至于无法应对。”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

　　“政府所承诺的将为城市低收入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药物的做法还在商讨之中，主要是贫困线如何划定的问题。我建议这个贫困线应该比社会最低贫困线的标准稍高。因为艾滋病治疗的花费不是普通百姓可以承受得起的。此外从临床医生的反馈来看，完全使用国产药来治疗副作用较大，而进口药又太贵，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是个难题。”广东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研究所副所长何群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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