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中秋

　　为官一任，要出政绩，对于任何官员，尤其是一个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不同的政绩观，却会产生大为不同的结果。单纯追求GDP数字的政绩观，已经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到了该转变一下的时候了。

　　近些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多数官员狭隘地理解为以GDP增长率为中心。官员所追求的政绩，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比较的成绩，比如GDP数据、招商引资数量、高楼大厦、超级豪华休闲娱乐设施的竣工数量，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一些“硬”指标。与之相对的“软”指标，比如地方行政部门的效率、官员的廉洁程度、法规的公平性、司法机构的公信力、社会的稳定性、民众的安全感以及居民的教养等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样的做法或许可以收一时之效，但显然是无法长远维持的。2003-2004年度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就指出，由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司法制度等指标构成的中国的公共机构效率指数出现下降。而地方普通民众也切身感受到腐败蔓延，司法不公，治安形势严峻，干群关系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抵消了GDP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显然，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政绩观。这就要从注重“硬”指标转向注重“软”指标，要将地方政府从一个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益实体，转变为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的公共机构。我们认为，新的政绩观可以包括下面的内容：

　　政府应做到民主、公平、廉洁。政府应当在人民或其代表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管理和服务活动。应通过种种制度变革，让民众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官员。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行政部门的政策应当公平合理，政府规模应当处于合理水平，政府官员应当廉洁、高效。

　　地方官员应把向上级负责和向民众负责统一起来。官员如果致力于追求GDP等“硬指标”，其决策便必然会向商人、向富人、向大企业倾斜，并通过垄断、税收优惠甚至强制手段，剥夺普通民众和小企业而补贴富人和大企业。这些年愈演愈烈的拆迁纠纷，就是这种政绩观的产物。一个公正的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个公民和企业，不加区别地为他们提供同样的服务。

　　地方政府应当致力于创造、维护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社会环境。塑造这样的环境，光靠“严打”是不够的，首先需要政府自己遵守法律、尊重民众。只有这样才能塑造民众的法治精神，民众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

　　在处理经济事务时，地方政府应当尽可能地缩小其管制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仅仅提供企业活动所需要的游戏规则，而尽量不直接进场踢球。地方政府应致力于为企业追求自己的利益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规则和制度框架。

　　政府应当高效率地向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包括环境、教育、文化、艺术等等。一种健全的精神氛围，对于增加民众的福利，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在这里，政府也应当鼓励私人和企业积极投资于社会文化事业。

　　毫无疑问，GDP增长率等可以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是否良好的一个指标，经济增长也确实能为民众带来物质上的收益。但经济增长仅仅是地方政府治理良好、社会文化均衡发展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且唯有这样，地方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唯有这样，民众才能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福利。

　　当然，转变政绩观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官员的激励-约束机制，而只有通过政府与政治改革及地方间的制度竞争，才能发现、完善这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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