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大林

　　两院院士的“味道”越来越让人感觉“不对”了。一是当选后的院士越来越像“明星”。一些人一旦成了院士，便不再搞科研，或坐吃老本、不思进取，或待价而沽、到处走穴，或拉帮结派、各立山头……一是院士的评选越来越像“竞选”。很多人为了当上院士，不是在科研上下工夫，或到处活动、请客送礼，或大肆抄袭、弄虚作假，或大做广告、广造声势，有的是单位出头，甚至是当地政府出面……

　　淡泊名利、超脱世俗的人当然有，但毕竟是极少数。天下熙熙，多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多数人都难以摆脱名利的诱惑。院士者何？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也。若能当选，那就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更诱人的是，院士意味着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副部级待遇。不用像官场仕途上那样一步一步往上爬，科级、处级、厅级……每一道坎都不容易，而当选院士则是平步青云。其次是钱。除了国家给的每年十万元的科研经费，各地政府或单位还会提供极其优厚的待遇，有些单位或地方为了招揽院士，更是常常开出“天价”……总之，院士就意味着功成名就，就意味着身价倍增——如此了得的“入场券”怎能不让人趋之若鹜呢？

　　所以，一味地指责那些当选院士或候选的人，没有多大意义。最应该反思的或许是院士制度本身。现在回过头来，仔细地审视我国的院士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官本位”使科学研究行政化。“官本位”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院士制度偏偏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科研与政治是两条道上的事儿，但这种规定却使中国的院士官不官、学不学，不伦不类，科学以及研究都太不纯粹。截至目前，两院院士已达到1000多人，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猛然多出了一千多名吃干饷的副部长。

　　第二，“造权威”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打破权威的过程，而评院士则是在“造权威”。尽管院士的当选不是政府“决定”的，但科学院“官方”的性质，使院士不可避免的带有“钦定”的色彩。

　　第三，“终身制”非常不利于科技创新。评选院士是对过去科研成果的肯定，而不是对继续创新的鼓励。也就是说，这种政策的指向是“向后”的，而不是“向前”的。王选院士曾说，院士当选时，其科研水平在领域内一般就已经落后了。由于当选院士已经到达“最辉煌的顶点”，即使再有更大的成果，也不过如此，所以，院士当选后，大都不再进取，也鲜有新的成果。中国科技大学院士云集，但该校的发明一等奖已经连续六年空缺，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院士制”使科研资源过分集中。我国的科研经费本来就非常有限，而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到院士那里。中央给的、地方出的，加上企业等单位赞助的，院士掌握的科研资源相当丰富，而其他方面的科研支出则非常紧张。笔者前不久看到一份关于河南省发明专利奖励方面的材料，原来该省规定对发明专利的奖励经费从各自项目的科研经费中出，这等于没有奖励，以至于该省近几年申请专利的数量越来越少。

　　毫无疑问，国家实行院士制度是为了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促进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是尊重和重视科技的表现。但重视科学，就必须实行院士制度吗？并不一定。从十几年的实践来看，中国院士制度的弊端越来越多，而且难以克服；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只有中国和俄罗斯等极少数国家实行“官办”科学院，而绝大多数国家的科学院都是民间组织，包括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

　　其实，从尊重科学、推动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院士制度的作用远不如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好。院士是“一评定终身”，而奖励则可以多次获得，这就可以激励科学家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国的国家科技大奖已评选了两次，仅四人受奖，完全可以继续扩大规模。各地方政府也不妨实行类似的制度，扩大奖励面。相比之下，我国的专利制度则更不理想。一方面是对专利的保护不力，一方面是奖励的力度不够——这都与政府重视的程度有关。

　　我国的院士制度本来就是“残缺”的。理科(中国科学院)和工科(中国工程院)设有院士，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却未设院士。这确实很不公平。多年来，社科界一直强烈要求与自然科学界享受同等的待遇，但政府迟迟没有动静。而社会院士“难产”的原因据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评选的标准不好定，比如“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是否也要成为标准之一；二是社科成果无法量化，观点不一难论高下，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也。其实，在笔者看来，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是否也要设社科院士的问题，而是“官办”的自然科学院士是否继续保留的问题。

　　院士的评选还是让民间去操办吧。如果那样的话，上述种种弊端，以及院士评选中的是是非非，都将不复存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政府只要创造出一个人尽其才、自由发展的大环境，依法保护好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同时对有突出贡献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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