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清川

　　异化中日关系不是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为，而只是使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加地不理性，损失国家的长久利益。对日本的交往以邻为壑，是给自己危险的周边政策的最危险的办法。和邻居俄罗斯一样，邻居日本是而且只应该是朋友，而不是盗贼。

　　我曾经有机会和日本驻中国的一些外交官进行过几次接触。和他们打交道是一种又有趣又难受的体验。他们大都谦卑、礼貌并且高效：他们总是将姿态放得很低——无论你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还是一个高层人士，这让你的自我感觉很好；同时他们的礼貌实在是太周全了，礼貌得让你觉得浑身不自在，手足无措。我以为这不过是他们的外交习惯，但后来接触的日本人多了，也就知道，他们全都是这样的。

　　这种体验使我有些人格分裂：一方面，我在中国所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他们的祖先在侵略和杀害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是如何地惨无人道，那是血淋淋的真实的历史；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在我的面前如此修养高尚、温柔敦厚值得尊重的人，我却无法调动我的仇恨。

　　这种极端分裂的个人体验，迫使我更加认真地来思考，我们和这个曾使我们恨之入骨的民族，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需不需要新思维、新革命？

　　2002年，人民日报评论部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在民间与学术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而网上更是对马谩骂成风，直指其为“新时代的汉奸”；2003年4月，《战略与管理》不顾马文所引发的争论，又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所撰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直接提出了中国在对日外交上，需要一场外交革命来调整现有的战略。网络上的“爱国者”对其的攻击自不待说，一位政治学的博士生更以《亲日外交革命，不义不利之举》为题，从理论上反击时文。

　　似乎出于对马文和时文的冲击，反对改变对日政策的人士在近期的时事中找到了最有利的证据：6月6日，日本议会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核心就是在日本确定自身受到攻击或预测将要受到攻击时，日本政府和自卫队的对应方针和程序。几乎所有的中国媒体在言及这个法律的时候，都对日本因此而可能进行的军事力量的复苏充满了警惕，网上对“有事法制”的评论全都是“军国主义复苏的一步”。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还需要新思维、新革命吗？

　　5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俄罗斯圣彼德堡举行了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两国高峰会议，根据日本大使馆网站披露的内容，胡主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迈入新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世界还不能说是天下太平。两国为了和平与发展，在亚洲和世界都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两国的政治家应该从这种战略的观点出发对待两国关系，抓住中日友好发展的潮流向前推进。”我以为，这是对于国际关系现状和两国关系的至为明智的判断。

　　在从日本自身的条件来讲，日本需要中国。由于自身资源的匮乏，日本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原料；由于自身市场的狭小，它需要中国的市场。换过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不仅需要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进行大量贸易以求发展，而且需要从作为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化国家取得管理、技术甚至是制度方面的经验。因此，中国也需要日本。

　　共同处于亚洲，是中日两国都无法选择的现实，虽然这是以前的仇恨的原因之一，但也同样是两国曾经亲善的原因。

　　马立诚和时殷弘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国民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时教授的文章中有一组数据：《朝日新闻》对两国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50%的中国人和43%的日本人认为两国关系不好。这种民意反映在外交战略上，必然是彼此对立的。这样的状况，连最基本的合作尚且谈不上，如何共同来面对新时期的新国际形势？

　　日本是朋友还是盗贼？

　　在我观察的经验中，经常迷惑于一个问题：俄罗斯带给中国的苦难，并不小于日本带给中国的苦难。日本曾经在中国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但是俄罗斯也曾经在中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日本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俄罗斯也从中国抢走了大片的土地。

　　这都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任何人无法抹杀。

　　人们对于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本能地感到紧张，似乎和平宪法一修改，军国主义就会立即恢复，而侵略中国的历史就会重演。

　　实际上，对和平宪法的修改的争论，一直就定义在第九条，也就是“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此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对于宪法的其他部分，包括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政府的组成方式等，从来没有过疑义。在和平宪法之前的明治宪法，却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赋予了天皇无上的、不可挑战的权力，才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和平宪法的基础，是在美国宪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严格地规定了三权分立，规定了政教分离，规定了“主权存于国民”这样一些现代国家的原则。这些国家权利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的秩序，是真正防止军国主义产生的最有力的元素。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上能够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跛脚的国家，因为它没有“权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这种历史的精神分裂的痛苦，是不是反而促使它更加走向极端，走向寻求军事化以求国际承认的地步？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主权在民的原则的打破，才是产生独裁者和战争狂人的根本原因。

　　日本不能出兵海外以防止重新军国主义化，但是德国已经参加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参加了科索沃战争，为什么还没有军国主义化？不要重弹勃兰特在波兰下跪的老调，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这些欧洲国家是因为真诚地相信了德国的忏悔才接受德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因为我相信国家交往之间有两个原则：一是道德决不可能成为外交战略的判断标准，二是戴高乐的外交金科玉律：“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果异化中日关系，不是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为，而只是使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加地不理性，从而损失国家的长久利益。

　　对日本的交往以邻为壑，是给自己危险的周边政策的最危险的办法。

　　和邻居俄罗斯一样，邻居日本是而且只应该是朋友，而不是盗贼。

　　我们要不要宽容日本？

　　日本民族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青面獠牙。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娘生爹养。它们也并不是天生地对中华民族怀有刻骨的仇恨，几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的岛国，环境的恶劣和资源的匮乏使日本民族长期处在一种焦灼的生存状态之中，而成吉思汗对于日本的侵略的计划对日本是一个永远的寓言。这种焦灼和恐惧使日本民族有种内在的倔强和侵略性。当制度环境为军国主义的时候，这个民族性使之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破坏力，就像在侵华战争中一样，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野兽。但是当制度环境为和平宪法的时候，日本人在几十年里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

　　日本人的恐惧是针对全世界的，并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他的民族主义，针对的是任何可能威胁他的民族的国家、人和事物。

　　我们并不是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给予容忍，我们用八年的抗战和亿万人的鲜血给予了他们最响亮的回答，我们用东京审判的方式对他们的罪犯进行了公正的、现代的报复，我们并不容忍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我们提交了最为正直的抗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宽容他们。

　　2000年我访问了越南，那个国家、那个民族曾经被法国和美国蹂躏过，但是他们对所有的人心怀慈悲，心存感激。一个普通的国民、以往的战士告诉我：“那是那些国家的错，我原谅那些曾经和我战斗过的飞行员和士兵，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连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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