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事态多么严重，不管愿望多么良好，一个行政官员，一个执法人员，仍然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否则就会破坏秩序，滋生民怨，形成不稳定因素。

　　作者：长平

　　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历来被视为人的一种修为。在我看来，现代社会文明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乃至所有的人都享有这种尊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不应该放弃尊严。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非典”危机，还远远没有到达放弃尊严的地步。也可以说，越是非常时期，越能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非典”爆发至今，我们国家做了许多事，但最有尊严的事情，无疑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和4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以及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人事变动。它一举扭转了中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被动局面，赢得了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谅解与赞赏，更被一些学者视为政治文明新视野的开端。无论何种情形之下，诚实和公开始终是现代公民对于他们的政府的基本要求。令人欣慰的是，疫情公开以来，社会并没有出现有人所担心的过度恐慌与混乱，相反，民众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理性与爱心。接下来，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利用这一契机，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保障机制，剔除旧的行政机构积弊，进一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尊严得以成为一种政治常态。

　　一个社会的尊严还应该表现在处理危机时的法治与秩序。非常时期难免使用非常手段，但是这些非常手段应该尽可能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选择，或者成为日后完善相关法律的依据——这就要考察我们的选择是否符合法治理念和现代文明规则，而不仅仅是完成了当下防治“非典”的政治任务。比如一些城市发生驱赶外来劳工的事情，一些负有隔离任务的保安人员滥施武力伤及无辜，从眼前看，这些并不妨碍甚至还有助于度过难关；但从长远看，则会伤害我们长期孜孜以求的法治环境。

　　不管事态多么严重，不管愿望多么良好，一个行政官员，一个执法人员，仍然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否则就会破坏秩序，滋生民怨，形成不稳定因素。现代政治文明已经发展到即使一场战争也要追求“零伤亡”而不仅仅是最终胜利的程度，何况一场疫情。同时，尽管防治“非典”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其他职能部门也应该如常运行，甚至着手进行如何在疫后恢复经济、推进法治、安抚民情的工作。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非典”虽说不上是“国难”，但它确实是十多年来少见的一次对我们整个民族的考验。责任感、理智和爱心是一个现代公民在非常时刻保持尊严的基本素养。那些奋战在“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保持了医者的崇高尊严。那些临危受命的政府官员，那些冒险采访的新闻记者，那些风中站立的警察和士兵，他们必将受到尊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分子，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员，都应该尽自己的力，共闯难关。从容而理性地保护自己，让理智战胜恐慌。

　　诚实而正确地传递信息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也是每一个现代公民的题中之议。谣言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一个人心中的恐惧，但是却会对别人造成误导和伤害。由于疾病的肆虐，必然有一些城市将被严格控制，有一些区域有一些人将被隔离，理解和配合是一种责任心的表现。控制城市、隔离区以外的人们，则因这种责任心而受到保护，所以应该回报以自己的爱心，去关怀和帮助他们，而不是指责、歧视和冷漠。疫情之后，我们将面临如何恢复人们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恢复公众聚会和娱乐的问题，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在尊重艾滋病患者的生存尊严上所作出的努力，请记住，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爱是人的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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