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黔

　　凡是落入法网的贪官，没有几个不后悔当初权力太大的。当过绥化市市长、市委书记的马德，六年内受贿2385万元。案发后，马德在交待中说：“我在馁化是一把手，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我要定什么事情，没有定不下来的。如果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或是有什么能对我实行点约束，我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收那么多的钱，也就不会犯这么大的罪。”对于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马德，这也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

　　其言虽善，却是反腐败中常常遇到的悖论。试想，马德在位之时，绥化市内，上上下下，谁敢约束他？谁又能约束他？据媒体披露，马德其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狂妄自大，集官气、匪气、霸气于一身，听不得不同意见；“土皇帝”淫威之下，“屈膝臣服”者众，“投其所好”者众，以至于在马德案中，涉案的绥化市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就有50多人，溃败至此，谈何约束！

　　并不是没有约束的机制，也不是没有约束的机构，前者有党的民主集中制，后者有纪检监察部门，但是，两者都被“一把手”所向披靡的权力化作了乌有。权力何以有如此大能量？不妨看一看一份最新的机关干部问卷调查，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兆示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或许有助于破解反腐的悖论。

　　这份由深圳社会科学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对全市1423名科级以上干部刚刚完成的问卷调查，披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心目中，“讲真话”依然大不易。鉴于此，与其追究权力何以缺乏约束和监督，何妨先探究领导是否鼓励和保护讲真话。这才是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监督的前提。

　　“讲真话”难，难在某些领导爱听官话和套话——这一类话最安全，永远不会犯错误。

　　“讲真话”难，难在某些领导爱听奉承恭维话——这一类话最讨巧，溜须拍马升迁快。

　　“讲真话”难，难在某些领导爱听大话和假话——这一类话最省力，凭空就能出“政绩”……

　　假话、空话、奉承话大行其道，和“一言堂”、“家长制”密不可分。搞“家长制”的人，往往靠一套“换算公式”确立其权威：“一把手”代表“党委”，“党委”代表“中央”；和他本人“保持一致”，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在这种地方或单位，“讲真话”成了“不和谐杂音”，犯颜直谏的人大抵“没有好下场”；当没人敢说真话时，权力也就成了天马行空。

　　马德说，如果能对权力实行点约束，他不会犯那么大的罪。而机关干部们说，机关工作环境最大的问题还是难以讲真话。两者其实相辅相成，解决之道还在于大力推进民主进程，舍此别无它途。

　　(发表于2003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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