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

　　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百业待兴，国际风云诡谲。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负着重建国家和处理纷繁复杂国际事务的艰巨使命。1954年，毛主席提出，需要一个懂英语和国际问题的秘书，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物色人选，组织上选派了我。同年10月金秋季节，我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南边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从这里走过一条长廊便是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在见毛泽东之前，毛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兼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曾经给我谈了他多年工作的体会，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可能帮不上主席的忙。”这使我感到作毛泽东的秘书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从未做过秘书工作，更不知道毛泽东对秘书工作有何要求，不免担心是否能作好工作。但我决心全力作好党交给我的工作。

　　随后，我见到了毛泽东，他要我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此外，还教他学英语。1957年后，他又要我兼顾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直到1966年。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在他身边12年的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磅礴的气概，广阔的胸怀，深邃的历史责任感，锐敏的洞察力，深思熟虑的气质，高度集中的意志，当机立断的魄力，忘我的工作激情，刚毅、顽强的性格和他那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错误和缺点。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挫折和失败；他对国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他提出和推行的“三面红旗”和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内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虽然如此，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他的巨大贡献和某些严重失误都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和鉴戒。

　　今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我主要想从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的某些片断，来回忆他对青年人的教诲、鼓励和期待。

　　广收博览

　　——毛泽东鼓励青年学理论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时，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资料；综合及汇报情况，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他对我的工作很放手，他只明确任务，但从不做硬性规定一、二、三、四，要我怎样做，也不划任何框框，而是让我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我工作起来比较大胆，心情舒畅。我的工作有个有利条件，就是除了工作，还经常和他一起学英语，因此，接触多，谈话多。他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他经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他不但要求我汇报情况，而且要求我作出分析、判断、并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从交谈中，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1917年4月7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写信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的工作最初是分管国际问题，以后又扩展到国内问题以及理论问题。我过去的习惯是研究形势和动向较多，而从理论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很不够。现在由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要求我一方面要“广收博览”，另一方面要“偏重一点理论”，这样才能符合他的要求，“于你我都有益”。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让我阅读国内报刊的学术理论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看。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鼓励下，我认真学习了一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我跟毛泽东一起阅读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加由他亲自主持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活动，这使我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实际的重要性，认识了理论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因对象不同，对学习的要求也不同，对于年轻的警卫、卫士，服务人员，则首先要求他们学习文化，学习基础知识。为此，在他倡导下，中央警卫局为他们办了文化补习学校。

　　他有时也有选择地让他们读一点通俗的理论小册子。

　　1960年，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冯契①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因为毛泽东身边的青年卫士、服务人员，多半是工、农子弟，他们较单纯，但文化水平低，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缺乏，阅读哲学著作有困难，而冯契同志的书写得通俗易懂，又不是大部头，比较适合他们阅读。

　　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实际知识；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以，他不仅提倡读有字的书，而且更提倡读无字的书，所谓读无字的书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并在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中，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科学论断。他一生中作过许多著名的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起过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对纠正左倾的政策，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出了乱子时强调：根本原因是未调查研究，心中无数。

　　毛泽东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我在他身边工作时，曾多次到农村参加整社、蹲点，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四清。在整风运动期间，我曾被派往十几所大专院校了解整风运动进行情况并向他汇报。此外，我还经常进行短期的社会调查。

　　50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同志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我随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当时我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我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我们这次访问了原党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平等地。这次调查，我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我们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来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经过长期战争，那时群众生活仍很艰苦，正值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季节。夜晚，我们睡冷炕，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觉着四处透风，手脚冰凉，冻得难以入睡。有时遇到飞雪天气，中午道路泥泞，早晚道路结冰，崎岖不平，吉普车非常颠簸，由于路滑，车子行在路上常常横了过来。当时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并不觉得苦，就这样，我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我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记得这次调查，他说：“老解放区有的才不象样子，有人摆老资格，把持党组织，不发展新党员。如河北平山，全县封锁情况，下去的干部，他们要考你中央委员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等等。”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会调查，是1961年毛泽东让我们到河南参加整社。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非常简单，自然不吃肉。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他拿出了写好的一封信给我们看，信中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一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临行前，毛泽东跟我谈了一次话。他指示我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他要求我们下去的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要我担任支部书记。我考虑到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同志，我提出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他觉察到我可能有顾虑，便说道：我看你可以，你是否敢于承担责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13人，我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同志担任支书，我担任副支书，他同意了。行前，他同我们下去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1961年元月16日，我们自北京出发，参加河南省、地、县工作队，由于河南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我们改去许昌专区鄢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同志和我参加了省、地、县工作队领导小组。

　　整个工作队120人左右，进村后农民实行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劳动。工作队员还要逐户访问农民群众，了解生活、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生活关。不到一个月，全部工作队员都得了浮肿病。我们每人粮食定量是27斤，实际上连一半也吃不上，这一半还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汤。所谓粮食，最好只是红薯作的淀粉，根本见不到玉米，更不要说大米、面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肿，其他同志也好不了多少。但我们13位同志，绝大多数经受了这场考验。

　　在调查中，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因为它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一夜之间由干部强制成立起来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拿、浪费和管理不善，农民吃不饱饭。当时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要解放公共食堂是要冒犯右倾错误的危险的。但我们工作队领导小组经过研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停办公共食堂，给省委写了停办公共食堂的请示报告。然而，我们下去的同志中有的同志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怕犯错误)，写了一个公共食堂优越性的报告。最后，省委还是批准了停办公共食堂的报告。后来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了我们停办公共食堂的经验，这在全国可能是最早这样做的。大约在春节前，我们停办了公共食堂，群众非常欢迎这个措施。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在修整我们入村时已破败坍塌的院墙。群众生活初步安定下来。接着工作队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组长冯明高同志(当时为河南省农林厅长)的建议，发动群众家家在宅基地种三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枣树)，以备灾荒之年可以抗灾。同时发动全公社农民在全公社广泛植树。十几年后，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报道，说鄢陵县是全国平原植树模范县，从照片上看到原来树木被砍伐光的村庄，被郁郁葱葱的树林覆盖起来，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此外，工作队还分给社员宅基地、自留地，提倡发展家庭副业。

　　在到农村以前，无论在北京学习的文件和省委的情况介绍，都强调敌情严重，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社队为三类社，三类社队绝大部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因此，首要任务是要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夺回领导权，完成民主补课。但我们在群众中作调查时发现，主要问题是政策上的失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严重，在所有制体制上，社队规模过大，没有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没有实行等价交换、捞劳分配的政策，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还有高指标、高征购等问题，就是说，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社队规模，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对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的问题，分步骤实行了彻底退赔；实行了粮食“三定”，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

　　在干部问题上，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我们纯洁了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制止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转变了干部作风，并进行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在生产上，建立了生产秩序，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了夏收夏种等工作。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精神，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完成了整风整社的任务。

　　1961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回北京作总结。由于极少数同志对整社过程中搞特殊化的缺点和错误缺乏认识，缺乏自我批评，又不肯接受多数同志的批评，难以作出总结。当时，毛泽东正在江西，我写了一封信将整社的基本情况和问题以及总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实向他作了报告。8月7日，毛泽东作了指示，大意说，我去的信，他和杨尚奎同志已看过了，他同意我的态度，希望下放的同志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极少数同志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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