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

　　不要搞特殊化

　　——毛泽东对青年进行防腐蚀教育

　　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反对奢侈浪费、以权谋私、谋求制度和规定以外的特殊待遇。因为干部政治和生活上的特殊化，不仅是为政不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腐化现象。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亲戚、身边工作人员。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防腐蚀的方针。同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1951年，党中央作出了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决定。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了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

　　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生简朴，严格遵守国家的制度和规定，不为自己的亲属谋求特殊利益，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儿女，但他自己谆谆教导他们不要有优越感，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不要特殊化。他最钟爱长子毛岸英，并寄希望于他。当毛岸英1946年，阔别祖国19年后，秘密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就要他参加农业劳动。1947年，毛岸英又东渡黄河到山西、河北等地参加土改。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又送毛岸英到朝鲜经受战火的洗礼。当毛岸英不幸牺牲时，他痛失爱子，但又语重心长地说：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作出牺牲。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李敏、李讷正在学校读书，她们在学生食堂用餐。他不准用小汽车接送，要她们乘公共汽车回家，我常见她们穿着褪色的兰色卡其布制服，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回家。有时卫士组瞒着毛泽东派汽车去学校接李讷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批评卫士：为什么三令五申，还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对他的亲戚，也是如此。1949年10月9日，他给他的夫人杨开慧之兄的信说：杨开智先生：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这表现了他反对利用职权为亲戚谋职务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经常教诲他们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1964年冬，我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我体会这三点都是体现了以普通劳动者出现的精神，我遵照他的要求做了，结果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这更有利于深入群众，了解到真实情况，使我获益匪浅。

　　有位卫士，工资比较低，他与周围卫士攀比，总觉得自己吃亏。于是在评级时闹着要连升两级，领导上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卫士平衡比较，只给他提了一级，他又哭又闹。在1957年整风时，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标题是《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某某某哭哭啼啼要两级》，凑巧毛泽东看到了这张大字报，说了一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啊!”毛泽东这是借《林冲夜奔》这出京剧中的两句戏文改了几个字，来教诲这位年轻人不要争级别、闹待遇。但事后，他对这位青年的生活困难很关心，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些钱给这位卫士解决困难。这位卫士没好意思接受。

　　就连他身边的卫士结交女友，毛泽东也常劝导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考虑，绝不能打着他的旗号，说什么我是毛泽东的卫士，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等等。他告诫这些青年：打他的旗号最后自己是要吃苦头的。

　　毛泽东不但注意反对特殊化，而且更为注意反腐蚀的教育。在1962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他提出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了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同志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与会同志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毛泽东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虽经组织和同志诚恳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他始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辜负了毛泽东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与培养。

　　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不因人热

　　——毛泽东教育青年艰苦创业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锅和灶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是梁鸿却说：我不用别人的热锅和灶。他熄灭了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

　　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敢于想别人之未敢想，言别人之未敢言，走别人未敢走的路。

　　毛泽东曾多次赞赏历史上有政治远见、不迷信权威、富于改革精神、有创见、有作为的年轻人。他谈到战国时的甘罗12岁时就当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见、有作为。他多次赞赏西汉的贾谊，说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兵策》是西汉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风气，值得一看。他说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时因梁王坠马，而过于自责，以致抑郁而死，深感惋惜。为此，他大约于60年代初还吟诵《贾谊》诗一首：“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他还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也不过30岁，等等。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出于贫寒农家。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作法偈，以观各人的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了一首，深得众僧推崇，但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之意，另作一首，却得到弘忍赏识，受法衣，为禅宗六祖。

　　毛泽东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种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

　　毛泽东对子女、亲戚和身边工作的青年也同样鼓励他们要有雄心壮志，严于律己、自立自强，不要依靠他人。

　　毛泽东1941年1月31日，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志气是很好的。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做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

　　1963年1月15日给李讷的信中说：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

　　1962年6月3日给邵华的信中说道：……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给文南松表兄的信中说：运昌(即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对于身边年轻工作人员，则希望他们首先提高文化，提高工作能力，为人民服务。对学习好、有上进心的青年，则予以鼓励、表扬。卫士张宝金被送入大学学习，学习成绩优秀。张宝金休息时看望毛泽东，他每次必见并同他交谈，这是过去的卫士中很少人能享受到的殊荣。毛泽东还经常向身边青年表扬这位同志有进取心，学习后知识增长了，眼界开阔了，思考能力提高了，社会经验丰富了。对于不爱学习或上进心不强的青年则谆谆诱导、鞭策、有时还要批评，最后还是坚持送他们去学习。

　　坚持真理不怕鬼

　　——毛泽东对青年进行党性教育

　　1957年整风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我谈到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说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科学真理，甚至不惜为此而献身。他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他们也都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罗马教廷判刑惩罚。1959年10月，毛泽东对我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还对我说过：“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失去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还同我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终生难忘。一个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是《席方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聊斋志异》。

　　约在1958年5月初，毛泽东有一天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毛泽东边说边生动地比划说，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着眼睛，这样对视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这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泽东说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他说完故事后说道：“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更加感人，发人深省。毛泽东问我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说，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他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他说：“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又向城隍、郡司告状，因他们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受尽了拷打，又被押回阳间。席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几十大板。席大喊：“谁叫我无钱，应当挨打!”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还敢告吗？席说，大怨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体锯成两半。席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小鬼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还告吗？席恐再遭到毒刑，谎说不告了。席又被押回阳间。席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三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脏枉法的闫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阳寿三纪(古代十二年为一纪)。

　　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一些基层单位少数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对整风中提出积极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做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以后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个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他修改的序文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处增加了这样一段：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毛泽东对序文的另一处修改是增加了这样一句话：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让何其芳在序文中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话。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何其芳的修改稿，当天看完退回并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在退稿中把他上次增加的这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②这一修改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精微和周密。就是说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外，还需“通过斗争”这个条件。这是他根据当时国内整风和国际斗争总结出的重要经验。

　　1958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蔽，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伾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哗为骁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

　　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欣赏。

　　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发表了他不同的看法。他对我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毛泽东对刘禹锡的许多诗也是欣赏的。如《石头城》、《乌衣巷》、《再游玄都观》、《西塞山怀古》等经常吟诵。他还用毛笔为我手书了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七律诗一首：

　　巴山楚水凄凄凉地，二十二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份手迹，笔力苍劲飘洒，我一直珍藏着。

　　①冯契，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

　　②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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