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

　　1942年的一天，“茶坊”工厂接到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毛泽东主席约见沈鸿。于是我和厂长毛远耀策马起程。从安塞到延安的土路上，残雪未消。人和马的口中，都喷出白气。

　　到达军工局已是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毛远耀陪我从大砭沟(军工局驻地)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的窑洞。一进门，一个身躯伟岸的人立刻站起来迎接，不用说，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了，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亲切握手，又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彭真、高岗。

　　一落座，毛泽东就对我说：“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我连忙说：“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的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自力更生”这个词儿，是我到延安以后才听说的。现在毛主席亲口道出，感到含义特别深刻。一直到近几年，我翻遍《辞源》、《辞海》都未见到“自力更生”的词条。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的创造发明。

　　接着毛泽东问我是从哪里学到制造机器的。我说：“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接着毛泽东谈到边区经济的现状“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提的“搞重工业、大军工、大盐业计划的“建议”，我在军工局已看到毛泽东的“批阅”件。我还记得“建议”中有这样的话：“若使飞机蔽天，坦克塞野，战而不胜者未之有也!”

　　听罢毛主席的话，我心中暗暗佩服眼前这位巨人既有远见、又有十足的实干精神和洞察力。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说罢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我手中。

　　毛泽东笑着对我说：“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我笑而不言。心里思忖，跟上共产党，坚决干到底。“资本家”这根弦早已不系在我心上了。

　　谈着谈着，毛泽东问起了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孔祥熙、宋子文怎样开纱布交易所、怎样一抛一购，转瞬间把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宗敬的财产弄走了一半，使这位民族资本家、大老板，恨得咬牙切齿，盼望共产党早点来哩。说得满室人哈哈大笑。

　　还说到宋子文的“扬子公司”怎样垄断从美国进口的军火，赚了大量的昧心钱……。

　　谈话有时严肃，有时诙谐，尽管室外寒风凛凛，室内却春意融融。

　　当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我们，席间毛泽东妙语连珠，谈笑风生。

　　回到“茶坊”以后，我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讲话(初稿)，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意见。记忆中有印象的只有一条：原料短缺，生产上打打停停不是办法。建议有可能时，自己动手炼铁。

　　1943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越来越紧。毛泽东号召“生产自救”，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此时，军工局提出边区自己炼铁，吁请有关方面支援，并在设计、机械设备及冶炼方面指定由沈鸿、徐驰两人负责。

　　我在延安同毛泽东正式见面虽只有这一次，但经常听到军工局李强局长介绍毛泽东的许多史诗般的事绩。他的博大精深，平民领袖的作风，时有所闻。这次亲身接触中，对他那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精神，印象十分深刻。在这以前，我已有实际体会，有一段时间，工厂的政治活动过多，影响了生产。我和钱志道——兵工厂的化学总工程师联名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建议毛泽东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使生产回到正轨上来……。不几天，覆信接到，信中表扬我们反映情况及时，建议很正确。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我在延安工作虽然很紧张，但总是要挤出时间读书的。毛泽东几篇重要著述，对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持久战》，是我在延安读到的毛泽东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的理论逻辑力极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读后使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充满勇气和信心。

　　联想起自己来到延安，单纯地只是为了“救国雪耻”，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出力。抗战初起，我在上海、武汉时，也曾对国民党抱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幻想。但是国民党的行径使我失望。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想抗战，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真正在浴血抗战并在几个战役上得了胜利。事实真象就是这样。它吸引了我带着机器、人员，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

　　但是抗战会取得胜利吗？为什么？何时……？这一系列问题，我是茫然的。象是在黑暗中，看到前面一点亮光，只有跟着这点光，才能走出黑暗，这就是我初到延安的心态。

　　《论持久战》，使我心里完全亮堂了，认识了抗日战争的必然，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抗日战争采取的战略、策略，就是取得胜利的方法或道路。我终于摆脱了对抗日战争囿于感情—救国雪耻的蒙昧状态，获得了理性和清醒。

　　我又先后从毛远耀那里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演的《实践论》、《矛盾论》(油印本)。当时，我不是党员，但我对党是诚实的，党组织信任我，让我读到了当时只有党员干部才能读到的文件。

　　在这以前，在我的头脑中有一种迷信：哲学是深奥的、高不可攀的一门学问，不敢问津。

　　读了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特别是两论以后，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哲学是帮助你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帮助你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去作事业——改造世界包括改造自己的学问。每个人都有他的哲学，只是被经验束缚在感觉认识的低级阶段，没能作到理论的抽象而已。毛泽东号召哲学走出课堂，我个人是亲受其益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促使我世界观转变的催化剂!

　　在旧社会，我的正义感使我对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能够分辨。追求前者而厌弃后者。但我从没有想到怎样去根本上改变这丑恶的现实。我只知道依靠个人奋斗、掌握实在的技能、本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作一个清白的、有用的、争气的人。一句话，我的世界观，像给我影响很大的《十大成功人传》(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的那些人物一样，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经过延安的实践和耳濡目染，对自己原来走的道路，已在逐步变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的认识升华了。

　　“两论”一直是我反复阅读的经典。开国以来我又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进一步增加了我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

　　1965年，毛泽东批准我国自己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完成，《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感想。我在百忙中只抽出了不到半个钟头时间，写了一篇约400字的短文。说明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方法结出的硕果。这篇短文不是应付、应景之作，而是我们工作的高度经验概括。以后有我经手的几项大的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也都是“两论”的理论。

　　是伟大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同一些传统观念决裂，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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