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

　　1937年4月“红大”二期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抗大”，虽然条件好一些，但老干部须重新训练，新青年如潮水般涌进来，校舍不足是急待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挖窑洞。罗瑞卿、刘亚楼、杨至诚和我等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拜当地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延安城外一带挖窑洞，计划用15天时间挖出150个土窑洞。这是一场紧张热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我们就以此题词作为建校工地专刊的刊名。开工后，全校人员齐上阵。校首长也是边劳动边指挥。经过半个月突击，就沿山坡挖成175个新式窑洞。而且内部都装修得很好，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大家又一鼓作气修筑了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坦荡。站在山下往上看，一排排一层层窑洞鳞次栉比，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气魄雄伟壮观。到了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山上，与碧空繁星交相辉映，好像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当时国际友人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参观抗大，都钦佩地称誉为“窑洞大学”。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时，党中央把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制成横匾送来。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努力，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从讲话中得到启示，不仅要凭这种精神建设抗大，还要凭这种精神驱逐日寇，建设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人民中国。挖窑洞结束后，我作了挖窑洞政治工作报告以总结经验。内容是讲新校舍的落成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和我们艰苦奋斗的成果。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抗大在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以之培育学员，使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后来在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所写的文章里，再一次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强调“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1937年上半年，有一次林彪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口头指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作为校训。我们就把这几个字用红布长幅挂起来，并指示大家学习。以后这三句话八个字就形成为完整的抗大校风，直至现在成为全军学校的校风。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抗大同学毕业后，要能克服困难，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要贪污腐败，不努力工作，那便不成其为抗大学生，就是背叛了抗大的纪律。”抗大的工作是始终贯彻了这些指示精神的。

　　陕甘宁边区从历史上就是经济落后，甚为贫困的地区。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扼杀政策，严厉封锁禁运，原来约定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很有限的一点军饷和军需实物也停止供应了。又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加上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造成留守兵团的严重经济困难。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保卫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子弟兵没任何照顾，时值寒冬到来，怎么办呢？有一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后大家要见毛主席。肖劲光、曹里怀、耿飚、甘渭汉、王维舟、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千、贺晋年、闫红彦等同志和我都去了。毛泽东同志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和我们交谈起来。大家诉说部队物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怎么办呢？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家；一个是自己动手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大家得到启发赞成搞生产。当然不会赞成解散部队回家的。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指示，号召做好经济工作，把人力组织起来，生产自给，打破敌顽的封锁围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又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来鼓舞大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留守兵团自1938年秋就开始搞生产。开始只是解决副食和生活用品问题，以后发展到开荒种粮，生产自给，到大规模屯田生产。整个边区展开了大生产运动。而且深为感人的是，上上下下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中央领导同志都和大家一样生产劳动，每人开荒种两分菜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吃不了，送给我们大家吃，他还每天拂晓前带领警卫员去马路上拾马粪。周恩来副主席纺线传为美谈，也鼓舞了大家的生产热忱。大家都吃粗粮。毛泽东同志的衣服已经补丁加补丁，鞋子烤火烧了一个洞，都照样穿。有几次我们在他那里学习、开会，到了深夜，他把党中央照顾他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熬稀粥请大家吃，这就算是很高的享受了。后来，党领导的学习活动和生产自给发展成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他指出：普遍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的英明正确。

　　民管军是好事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军事工作中，非常重视军政、军民关系。在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中，作了大量论述，是其军事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意义极其深远。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抓这方面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凝结了战斗友谊团结，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等等，造成了与民争利；为了占荒山也发生纠葛。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年冬天，我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我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我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进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都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我去的。毛泽东同志见我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我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没有告状。我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同志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我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军地双方应互相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又有一次，是1941年夏天西北中央局的一位陈部长请我去，到时，他讲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开了枪，蛮不讲理。西北局决定严肃处理，将这两个连排长枪决，因为我是兼军法处长，要我执行。我当时大吃一惊说，此事我不知道，可调查再说。陈部长不允许，说是西北局决定了，一定要执行。我仍不同意。他拍了桌子，说：“你还想当政治部主任么？”我当时也火了，说：“不当了!”说完就走。回来向肖劲光同志谈这事，他也不同意。这件事闹大了，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压服不行的，要讲点理。”后毛主席指示，双方去调查。于是我和陈同志去延长。到时，把当事人都找来了。都说是对方开的枪。我看墙上有一枪眼，于是拿县大队的“七九”枪，用一张小红纸贴在枪眼边，又问距离多远？他们答约十几米，我便用枪对准红纸，打了一枪，正中，枪眼和原来的一样大；我又拿三五九旅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而枪眼却小。这证明开枪是县大队的而非三五九旅的。我问陈同志，还杀人么？杀谁？他不吭气。于是我说，算了罢，不杀人了，各方回去自己检讨好了。他同意。这样，我们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我得了教训，题了“深知慎处”四字以作座右铭。还有一次是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锺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来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烈的“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军地双方分别作出了决定，发出了指示，颁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边区政府颁布了有关当时军政军民关系具体政策问题的一系列法令、条例。部队则在教育基础上整顿群众纪律，进行遵纪守法大检查，揭露违纪事件，彻底清理军民关系旧案，退还借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强调爱护与节省民财民力，部队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进行助民活动，给群众排忧解难。在春节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政军民联欢活动，整个边区呈现了空前热烈的军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高昂欢快气氛。这一活动的效果很突出，不仅当时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同时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于1944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次年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延续下来，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

　　从思想政治上着手从严治军

　　凡是有成就的军事统帅，无不是从严治军。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但他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他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个别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他总是强调要学习贯彻占田会议决议。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信给谭政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我，再次强调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信的全文如下：

　　谭政一志：

　　莫文骅一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当时我们留守兵团的几个领导同志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信后，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感到这封信的分量不轻，要求很高，是针对当时留守兵团情况所作的重要指示。

　　留守兵团建立以来，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形成的红军优良传统进行部队建设的，这是主导的方面。然而留守兵团部队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廿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而成，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由于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由于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线，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内容。在当时严重困难形势的考验下，这一缺陷就更明显地暴露出来。部队中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以脱离群众为特征的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和教条主义影响，造成军政军民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思想隔阂，工作作风不一致，在生产中，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有的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解决这些矛盾指出了根本出路，同时也就为当年展开的全党整风运动在基层单位的做法提出了具体措施。我们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各部队很快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古田会议决议来统一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深入整风学习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收获。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性质、宗旨和任务；划清人民军队和剥削阶级军队的界线，我军正确路线与军阀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界线，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素质，加强了党的领导，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以后又结合进行拥政爱民运动和部队内部的尊干爱兵运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和部队内部团结。部队政治工作也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影响，在部队建设和对敌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严治军首先要从干部做起，即干部本身对自己要求要严。毛泽东同志对待干部是既严格又宽厚的，严格是出于对部队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有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认为是整四方面军的干部，少数同志还抱有抵触情绪，甚至少数的有越轨行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别开来。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既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深刻认识并自觉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又要耐心地教育团结，消除疑虑和隔阂。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正确使用。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四方面军干部作了正确的而且很高的评价，强调“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种既严肃而又耐心的工作，使四方面军的同志深受教育和感动。即使少数思想抵触较大，甚至怀有对立情绪的同志，也都认识和悔改了自己的错误，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积极英勇地投入抗日斗争。对于违犯纪律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是决不姑息迁就的。在延安抗大时，一位负责同志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不许与在校学习的女青年恋爱结婚的规定，青年学生议论纷纷，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下了手令，给这位干部以降职处分。当时校领导念及这位干部对革命是有贡献功绩的，想从轻处理。我写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为这位干部说情，还用了个不当的词说：“请收回成命。”毛泽东同志叫了我去，严肃批评说：“你作出的规定，你自己又带头违犯，这怎么能行啊!”他纠正了这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革命纪律的严肃性，仍然决定给这位违纪干部以降职处分。另一件事是，抗大有一个队长黄克功，为了恋爱纠纷开枪打死一个女学生。抗大一位领导向毛主席建议免予死刑，又被狠批一顿。最后还是把这个红军长征时的团政委枪决了。这两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有的知识青年开始不满意，后来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是认真的，感动得流泪，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思想自觉基础上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首先提高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政治素质。建国以后，我军的政治训练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级军事院校都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政治时事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课。为了集中培养全军高中级政治工作干部，1954年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肖华同志兼任正、副院长。我任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学院工作很关心，每期毕业学员他都接见，向我询问教学工作情况，并关心学员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情况。还给校刊题“思想战线”四个字。刘少奇同志批准从党费中拨50万元(人民币)作为学院的机动费。自1961年开始，政治学院组织学员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并结合各门课程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的一次干部会上提出：“外交干部要到罗荣桓院长和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院即办了一期外事干部班。1963年6月23日，罗荣桓同志逝世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设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并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因而政治学院又开设了地方干部班，并编印了系统的政治工作教材。彭真、叶剑英同志对这一工作都表示关心和支持。因为学员大量增加，学院需要扩建。谷牧同志(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表示在人力物力上都全力支持。后因军队院校整风，接着“文革”开始而中止。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自己又是胜利实践这一思想的楷模。在平时，他是一位风度翩翩，文雅持重的学者，在危急情况下，他又是胆略过人，镇定自若，应付裕如的指挥者。这里我又不禁回忆起亲自经历的瓦窑堡战斗这件“小事”。1936年6月21日是个星期天。被榆林国民党军收编的陕北惯匪张延芝部一个营，长途偷袭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时，红军主力配置在陕甘宁边区南线对付敌人。瓦窑堡是后方，除一个连负责警卫外，就只有驻在祁家湾的我们“红大”三科800初级干部这点武装力量。当时我在红大任党的总支部书记，学校当晚准备开同乐晚会。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才知道这一敌情。三科遵照命令全部出动御敌。学校其他人员紧急转移。我来到北门城楼，见总政治部杨尚昆代主任、红大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正观察敌情。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他们身边只带着警卫员和一个班的赤卫队，实际上是在唱“空城计”。这时西北枪声越来越近，但已与前线部队失去联系，敌情不清。我即带两个警卫员去找三科队伍，出城不到两里地，即发现少数敌人已到面前。我回去报告，罗瑞卿不信，我又转回去，正过小河，碰上了敌人，原来他们化装成红军，避开我前线部队钻进来了。敌向我们开枪，打伤了一个警卫员，我急忙撤回，上城楼报告敌情。林彪让我去指挥左侧一座山头上的一个班坚守顶住。我还未爬到山顶，发现敌人已由侧翼钻过来。我又回到城里，城里一片寂静，已是一片空城。我又赶出南门去找队伍，走了三百米忽然看见有几个人，跑近一看，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后撤退的，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于是我跟在后边走，心想如果有了敌情，可以在后边掩护。走了一会儿，才通过我军的警戒线，似乎有一个连在散开防守。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亲自指挥。这场危险才算解除。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杨代主任、林彪校长等已经过去了，让我到后边去找红大归队。

　　我作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锻炼中逐步成长的军队干部，在与毛泽东同志这位革命伟人的接近中，一方面自觉水平很低而十分胆怯谨慎，但在具体接触中，他那简捷深邃而又时有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平易近人的态度，又使我感受到关怀、亲切和很深的思想启发。在延安时，有一次他亲自修改了我起草的一篇文章。专门叫我去。一进门，他就讽刺地说：“你真比斯大林还行。”我一下发愣了，问：“报告主席，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但是，他讲清楚了，你没讲清楚。”这我才明白，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他说：“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么？”我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我文章写的少。”他“唔”了一声，对我讲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要象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还有一次，一件工作问题，我想了两个方案下不了决心，跑去请示毛主席。请问他哪个办法好？他批评我说：“不能你出题目让我做文章，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你应该提出个倾向性意见。”我谈了倾向性想法后，他说：“这就对了，就这么办。”这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又有一次，印象更深的是，毛泽东同志要我去。我到之后，还没坐下，他幽默地说：“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吃了一惊!答：“报告主席，没有意见”。他又问：“那么，为什么不在留守兵团传达？”我答，当初稿出来时，主席给我一份，并附一封信说，要我阅后提意见。我读之后，觉得很好，有些地方了解还不深刻，准备再读，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出版后，我成立一个学习班，调部队部分同志学习一个月，现在回去传达学习了。学习怎样，还未检查。他听了“晤”了一声。这时，我又问，这是谁报告的？他说是高岗。我听后，火了，说，他造谣。我便把高岗在地方工作中，对留守兵团以及个人缺德的事说了。但毛泽东同志没有回答，问我：“你在什么单位工作？”这就奇怪了，他还不知道我在那个单位工作？只好答：“在留守兵团嘛!”他又问：“在什么地区？”我答：“在边区。”他便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我又火了，说：“他要挟中央。”谈了一会，我告退。他送我出窑洞，用手搭在我肩膀上，边走边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三十了，他说：“过几年就好了。到底还年轻啊!”这样关怀亲切的态度使我内心深觉温暖和感动。有一次我患了较重的牙病，他知道后批示我立即去西安治疗。抗战胜利前夕，我离开延安后一直在前方工作。1951年夏天，我由广西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路过北京。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留我吃饭。他生活仍很朴素，留人吃饭也就是他自己吃饭的两样菜，一碟辣椒，一碗汤，给客人增加一付碗筷而已，不过加了一瓶葡萄酒，他敬了我一杯，我也还敬他一杯。这次见面，先是谈论广西剿匪等工作问题。后谈到广西省人民政府准备重修“镇南关”，以保存这一古迹，并想请毛主席题写关名。他说：“仍叫镇南关，胡志明同志高兴不高兴？”我说“那就请主席考虑另外起个名。”(以后改为睦南关，又改为友谊关，这是后话。)我在政治学院时，他也关心着我的工作，特别是在教学方针等重大原则上给我以指示。“文革”中，1970年12月毛泽东同志看到当时中央军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开除党籍、军籍、长期在农村“劳改”。他便批示：“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悉此人底细(按：指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因此，请军委处理。”于是林彪“四人帮”不得不把我从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保护和教育了我，使我免遭进一步的迫害。这些零星简短的接触，都感人至深，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现在，世界风云变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更须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我生活在这个世纪，能参加复杂多变的非常艰苦危难的斗争，而又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胜利，是幸福的；在我有生之晚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是我的幸福。谨把一些经历和体会真实地写出来，作为幸福的回忆和由衷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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