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培琪 王立胜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论应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议的。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向题。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②。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过程。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的时候，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的时候，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强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面。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的时代性挑战。青年毛泽东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文化选择中，都把文化的时代性置于首位，毅然选择了处在时代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中国化”问题，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逻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规律的自觉体认和纯熟应用。

　　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化”问题提出以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20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艾思奇在谈到这段时间理论研究问题的状况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③。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丧送了中国革命。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上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显示了毛泽东把握理论、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预见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的理解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质的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是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立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④。以上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正如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拉特·施拉姆所断言的那样：毛泽东“已完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且全身心地投身于世界革命。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仅仅为其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是荒谬的”⑤。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的作风和气派。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上的国际性与形式上的民族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生作用，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郑重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⑥。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休息，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⑦。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的是使马克思主义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能动地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认为，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应该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人。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从根本上改变照抄经典作家书本、照搬苏联经验和盲目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化、现实化；另一方面是指，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将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同时还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精华部分融化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去，为马克思主义增加新的内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⑧。因此，毛泽东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运用和发展，经典作家们也曾明确表露过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意向。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原则，最先明确提出这个原则的是毛泽东。1929年，为了纠正红军中的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和方法，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里讲了两条：第一条是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这是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条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是讲的尊重中国实际。古田会议讲的这两条可以看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的雏形。

　　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大大推进了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其实质即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首次明确提出了“结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⑨。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积累和丰富，党和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提高。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公式提了出来，并把是否善于“结合”看作我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以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根本准则，其内容也随着实践的发展日益丰富和深化。直到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的重要性。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不仅对普遍原理要结合的具体实际的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而且还就“结合”本身阐明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以指导人们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结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实事求是，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一定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是他所说的尊重事实并不是尊重表面的事实，而是事实的本质、规律。因而，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维原则，就绝不是单凭感性经验(割裂了个别与一般、实际与理论)认识事物的经验方法，而是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科学的思想原则，也就是在一般原理和具体实际的结合上理论地反映对象的思想原则。而这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结合”要走群众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一方面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只有到群众中去和到实际中去作调查。因此，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是实现“结合”的主要环节。

　　——“结合”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它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我们自己。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胜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回顾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当然，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并不是要否定争取外援的必要性，相反，他还特别指出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外援，只是要求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结合”是个创造性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个再创造的过程。毛泽东在谈到怎样才算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⑩。很明显，毛泽东把“创造”归结为“相结合”或“中国化”的标志和本质。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又讲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东西。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三个著名公式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所阐明的三个著名公式，实际上是他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的简明表达。

　　第一个公式：实践——理论——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辩证运动的实质即是对立双方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告诉我们，中国化过程中“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的辩证运动必然会结合成新的东西。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实践化、现实化，使中国这个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运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将不断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运动中必然发生二者的双向转化，一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二是实践向理论的转化，理论和实践就是在双方的辩证矛盾运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正是依据理论与实践辩证矛盾的这种实质规定，提出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在这里，前一个“实践”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初步的实践活动，“理论”是指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经验进行概括而取得的新的理论认识，这里已经结合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后一个“实践”是指在已经初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将进一步纠正原有理论的不足，从而使理论更加完善，对未来实践的指导也会更有成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辩证运动中不断实现的，并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

　　第二个公式：个别——一般一个别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一般，各种具体的实践是个别，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毛泽东将个别与一般辩证矛盾运动的原理运用于实际工作，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号召大家，要“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12)。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个别——一般——个别”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前一个“个别”是指领导干部用马克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目的是从中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理论来作为全面开展工作的指导；“一般”是指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和指导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时总结出的一般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结晶。后一个“个别”是指用已形成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其他单位或个别方面的实践活动，这个指导活动将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已形成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了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都是在这个矛盾运动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然要通过这个辩证运动来开辟自己实现的道路。

　　第三个公式：群众——领导——群众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毛泽东将这个统一具体化为相信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与革命政党马克思主义科学领导的有机统一，并提出了实现这个统一的公式：群众——领导——群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具体论述了这个公式的内容：“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3)。

　　在这里，领导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群众的具体活动代表着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坚持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实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一般与个别、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辩证运动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体系是由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个基本层次构成的。所谓一般方法，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基本方法，它是具体方法的基础。在这个层次上，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提出并大力提倡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毛泽东曾反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使我们具有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矛盾分析的方法，这是毛泽东一向重视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方法。他所周密论证并大力倡导的矛盾分析法，其着重点是置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问题上，并把它作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加以强调，目的就在于启发人们要牢牢掌握这一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和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具体方法，是指建立在一般方法基础上，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具体的方法。比如，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方法，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方法，关于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辩证方法，以及一些具体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这方面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两个层次，相互渗透，有机统一，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

　　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总结升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应用性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应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理论特色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内容上的伦理性。在理论内容上，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然而，毛泽东思想又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注重政治伦理的优秀传统，这样，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就具有了明显的伦理性。这不仅表现在关于道德方面的思想学说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在他善于把真理的力量内化为人格力量，把历史尺度内化为人的价值尺度，从而实现了真理与伦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内在有机统一。事实上，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都既是真理性的命题，又寓高尚的道德伦理于真理内容之中：“实事求是”是忠诚老实的人格化身，毛泽东经常把实事求是的真理性要求同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伦理要求同时并提；“群众路线”体现了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不仅是我党寻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也是我党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路线；独立自主则展现了傲然挺立、凛然风骨、自强不息的道德追求。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真理与道德相统一的二重风格，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起到了巨大的内推的作用。

　　——理论功能上的实践性。由于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由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也由于受中国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影响，毛泽东思想虽有严密的逻辑构成，但其着眼点不是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是着重于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操作，虽注重真理的科学价值，但不是从纯理论的真理性本身来肯定理论的意义，而是结合运用的实际效果来评判理论的价值。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是实践化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心目中的真正的理论，应当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并能直接服务于实践的、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理论。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化为科学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系统。由于这个系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易于掌握，因而，传播面广，速度快，应用范围大而效果好。这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一再证明。

　　——理论主体的群众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特色是理论主体的群众性。这一特色是与上一个特色紧密相联系的，由于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理论的实践性也就决定了理论主体的群众性。毛泽东关于理论主体群众化思想的基本根据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也必然要充当理论的主体。他曾反复强调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他明确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4)。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普及化工作。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对工农兵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步骤。建国后支持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目的也是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和通俗化要求的主旨，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

　　——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可通约的方面，那么，民族化则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带有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它无疑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思想的民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首先通过语言层面的转换才能实现。尽管这是表层的，然而却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人工符号，人类语言积淀和浓缩着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在符号系统的变换中，就同时打上了民族本位文化符号特征的烙印。1964年，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曾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它实则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一方针标志着古典的和西方的文化，通过本位文化的“此在”状态下的主体性存在而实现某种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意味着这是基于民族性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了许多成功的尝试，最富有代表性。他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和乐于接受。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以简明的形式分别浓缩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这些语言形式，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又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逆向渗透。再从表达方式上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风格。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常带有某种审美的意味，其叙述方式和论证方式，无不偏重于比喻和象征，即通过隐喻来达到描写和证明的双重目的。这是中华文化的显明特点，对此毛泽东作了批判地继承。他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形象描述，通过类比和象征，使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一种对中国人看来是如此可理解性和清楚明白性的程度，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近感和亲切感。

　　——理论语言上的通俗性。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历来是革命导师所重视的问题。列宁为了强调通俗化的重要性。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本质上是易于为广大工农兵阶层所接受的，然而，不可否认，异域文化的特点以及语言翻译上的障碍，特别是广大群众较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中国人很难通过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去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问题。毛泽东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做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即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科学性，应当是通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为我们系统地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问题，而且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亲自做出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光辉榜样。如他用“两个对子”来说明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功夫：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道理；用“弹钢琴”来说明党委书记应采取全方位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用“纲举目张”比喻抓主要矛盾以带动次要矛盾解决的道理；用“解剖麻雀”比喻由分析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逻辑方法等。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分析和研究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经历过艰难与曲折，甚至出现过严重的失误。但可喜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则是又一个历史丰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将随着中国建设实践的日渐深入而不断深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为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注释

　　①④⑥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534页，第707页，第534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702页。

　　③《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52页。

　　⑤转引自《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1期，第82页。

　　⑧⑨(1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第111—112页，第297页。

　　⑩(12)(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第900页，第899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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