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

　　(一)20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伟大转变的世纪。

　　在这个世纪中，领导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有三个领袖人物：

　　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孙中山作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评价。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评价。

　　后继者对先行者、后一代对前一代的科学的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二)孙中山是在中华民族衰落到谷底的19世纪末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面对着“虎视鹰瞵”、“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势，孙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团体叫做“兴中会”。从此，“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在整个20世纪中成为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一个中心口号。

　　孙中山的伟业，一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二是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新的革命斗争。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背叛了三大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拿着当招牌的孙中山没有多少好评。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那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左”的思想和狭隘情绪。是毛泽东，克服了党内的这种思想和情绪，充分地、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这份政治思想遗产的宝贵价值。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科学评价，写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在他的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在对中共七大报告作口头解释时说，我在报告里尽量把孙中山的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是历史辩证法的路。”

　　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对手国民党的缔造者作这样崇高的评价，表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的极其宽阔的政治胸怀和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种态度，不仅在国共合作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仍然如此。他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和作为《毛泽东著作选读》终卷篇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表明了这一点。在1964年12月写的收入终卷篇的一段文章中，毛泽东说：“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里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不同于1958年的新解，即把它解释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内从落后赶上先进的振兴和跃进。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始终是从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接力运动的意义上，把自己、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孙先生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

　　(三)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寻找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努力，长时期内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领导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排斥和打击。红军被迫长征，证明了这种领导的破产。1935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如邓小平说的：“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由于领导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由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并在抗日战争中使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延安整风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变成了全党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1945年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很快，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继辛亥革命之后20世纪中国又一次更加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毛泽东因此而成为全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学习的指导思想。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总结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胜利。这些胜利使新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已经不成为问题。

　　然而，在这以后我们的事业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可是，在这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却被强调地宣传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发展。对这些实践和思想的怀疑和抵触，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而受到斗争和打击。从而造成了政治思想上极度的混乱和困惑。

　　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四)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的。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摆在这一代人之中。他曾经三次被打倒，都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有关。

　　第一次是在江西中央苏区。那时毛泽东受排斥和打击，邓小平也曾被视为“毛派”而受到批判和处理。“毛派”这样的派别是不存在的，但是，被视为一派，说明那时在思想和政策上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影响，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一个大解放区的领导人，在全党整风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就是确定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强调其指导意义并给以高度评价的最早的文献之一。从党的八大前后开始，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60年代上半叶，林彪以高度评价毛泽东为名竭力制造个人崇拜，邓小平同罗荣桓等一起，对那时出现的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罪名”很多，这成为其中的一项。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全面整顿。“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整顿中邓小平特别指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重新提起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教训，这是针对“四人帮”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加给他的“罪名”很多，这又是其中的一项。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这样，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决定我们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的局面的关键。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切盼中，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了。

　　(五)邓小平是怎样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呢？

　　问题的根源在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就在于重新确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后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

　　能不能、会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至关紧要。

　　如果不能、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那就两者必居其一：

　　要么是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要么是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就表现在作出这种划分，把握这种划分，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从而做到了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坚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

　　(六)实现这个历史转折，经过了两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这就使根据历史实践的结果，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而打破这个牢笼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到延安整风，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所坚持的这样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得好：“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不就是因为他不以“凡是”的态度对待马恩列斯的本本，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第二个步骤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如果说，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确立毛泽东在我们党内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议，那么，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经过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又包括毛泽东晚年发生失误，中国的建设遭到重大挫折，这样的复杂情况)，由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决议。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从批评“两个凡是”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拨乱反正，按邓小平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七)邓小平指导制定历史决议，牢牢地把握住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摆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这两者的位置。前者是首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后者也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第二，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三，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纠正这个错误，正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正是要把握这个契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四，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的研究历史经验应取的态度。

　　第五，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第六，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有责任，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格力量。

　　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这样一些指导方针和关键环节，都反映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的其他许多文章中

　　(八)作出历史决议，是一件大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内国外发生的风风雨雨中，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不动摇。继续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仍然是一件大事。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经常讲到我们党的历史，讲到历史决议和它所作出的历史结论。他还用了许多简洁的、鲜明的、一针见血因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语言，对这些结论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达。

　　“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他自己回答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他正是通过讲建国后党的历史，来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三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十分重视1957年下半年以来“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于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意义。他说：“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我们的改革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那么一致呢？“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论述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决议的理解，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道路的理解，加深对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能走回头路的理解，对于继续克服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无疑会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十年中，尤其是国内外出现政治风波的时候，总会出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冒头的情况。

　　1986年有记者向邓小平说，现在领导人的主张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邓小平反驳了这种看法，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1989年2月当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邓小平发出“中国不允许乱”的信号的时候，他又讲到：“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1991年8月，当苏联出现剧烈动荡的时候，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之初说过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的论点，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这就是说，邓小平一直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以历史决议为武器，进行反对否定毛泽东、丢掉毛泽东的错误思潮的教育和斗争。

　　总之，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作出历史决议和坚持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决策表现出来的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远见，这个重大决策对于我们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的意义，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九)邓小平要求这一次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次历史决议作出的概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不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六个方面叙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进入更深的层次，提出了“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早在开始批评“两个凡是”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而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不久邓小平又提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历史决议中，进一步加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条。

　　强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概念，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阐发的重要成果。

　　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三个要点统一的雏形。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有这三个要点贯串其中，这三个要点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具体的科学论点，我们都要学习和继承，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我们不能企望从前人的书本里去寻找解决新问题的现成答案。关键是要掌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精神，去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新理论。

　　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办”那两大段话，正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要点统一的最高概括。这三个要点，同时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党的十四大概括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指出的就是这一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说，他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从开卷到终卷，这个活的灵魂贯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书。

　　(十)纪念历史伟人，不仅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继承和推进他的思想和事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1956年在孙中山诞辰95周年时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写道：“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现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迈向21世纪。

　　如果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那么，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振兴的世纪!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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