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若

　　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

　　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1930年10月，蒋介石兴兵10万向中央苏区进犯，声称3至6个月消灭红军。当时红军只有4万多人，武器装备极差，怎么打法，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方针时，大多数人又不能理解。10月25日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开了个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说明面对敌人首次“围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撒开双手诱敌深入”，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歼灭敌人的道理。他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不要怕丧失土地，一时的丧失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只有先退一步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他要求干部不要忘记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10月30日，总前委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谈到“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红军在11月5日全部渡过赣江，抓紧时间打土豪筹款，使进剿的敌人第一次扑空。11月中旬红军第二次大踏步后退，进入苏区中部待机，使尾追敌人第二次扑空。12月1日，红军再向苏区底部收缩，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人第三次扑空。12月底进攻的敌人已疲惫不堪，红军则进行战略反攻，一举歼灭了敌人主力十八师，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接着乘胜追歼，5天打两仗，俘敌万余。依靠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指导，胜利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在打第一仗之先，就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1931年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随后，兴兵20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虽然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贯彻到了苏区，带来了干扰。他们开头提出逃跑，后来又在打强敌和弱敌上展开争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进行了斗争，在敌人多路进攻情况下，提出先打数量虽多，但来自北方、表现恐惧的王金钰第五路军，然后向东发展，扩大战果，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指挥红军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待公秉藩、王金钰两师移动时，进行伏击，包围歼灭，接着横扫而东，15天打了5个大胜仗，敌20万兵土崩瓦解，蒋介石气急败坏了跑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大骂部属无能，毛泽东却写词《渔家傲》讽刺“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用兵还常“避实就虚，出奇制胜”。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调动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方针，分7路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限令“3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10倍于我的敌人，毛泽东镇定自若指挥红军先向苏区后部收集，然后从敌人缝隙中穿插过去，绕至敌后，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而置于无用之地，打其薄弱处，初战将敌挺进第三纵队大部歼灭。然后及敌回头向北，狼奔豕突，已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实施战略反攻，敌军7路有4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刻苦读书

　　毛泽东同志知识渊博，处事精明，领导、指挥艺术高超，我认为和他刻苦读书是分不开的。

　　洛川会议前夕，毛主席住在延安城内一座石窑洞内。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研读联共党史。见我去了，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犀利的目光打量我一番，便说：“化若同志，你瘦多了。怎么搞的？”我说不知什么原因，老一个劲地往下掉肉。主席说：“累的，累的，你们的工作很辛苦。”我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或教训。这些旁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在读书上这样下功夫，我不由得赞叹起来。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我说来延安迟了，没赶上听他在抗大讲哲学课，主席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不大理解，主席解释说：“你看，我花3天4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说完两个人都笑了。我临走时，主席说：“你要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如果学习哲学有什么体会，也来给我谈谈。”

　　洛川会议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迅猛发展，继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后，经国共两党谈判，湘、赣、闽、浙、鄂、豫、皖等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运筹中国的抗日事业，毛泽东同志工作非常繁忙。每天一早机要科给他送来许多电报文件，主席通看一下摘要，对急需答复的，立即拟写批复，如果要答复的文件多，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那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访问的名流学者天天都有，毛主席都一一接待，亲切恳谈，时间多安排在夜间，一谈就是到深夜，有时通霄，客人舍不得告别，毛主席也畅谈不倦。然而毛主席就是在这样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的情况下，仍坚持挤时间读书。初冬的一天早上，我爬山回来，太阳刚照到主席窑洞前，见他坐在太阳下看书，我走过去说：“主席，您起得真早。”

　　“我还没睡哩。”主席说。

　　听了主席回答，我半晌说不上话来，他读书真正是废寝忘食了。

　　“主席，给你搞个钟来好吗？”我问。

　　“不，不要钟好!”他非常干脆地回答，“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如果有人约你谈话呢？”

　　“我叫秘书到时间喊我。”

　　有一天傍晚，我随同三四个老同志来看主席，正好主席工作告一段落站起来休息，便和大家闲谈。天黑了，主席叫搞饭吃，大家也没有推辞。延安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就是吃几两肉也有严格限制，不许多买，更不许给他炖鸡吃。因此有客人来，只好多炒两个鸡蛋，再加一点延安所仅有的红萝卜之类的蔬菜。大家在等着开饭，主席有趣地问：“人为什么每天吃三顿饭？吃一顿饭不行吗？我就常常一天只吃一餐。”我们大家不知如何回答好。一会儿，饭开出来了，四个菜，一个汤，一大锅米饭，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不大言语地吃着饭，有的吃两碗，有的吃一碗半。大家看看菜，都不好意思下筷。主席则侃侃而谈，古今中外，无所不至。当前情况和将来工作也都谈到。主席看看大家都吃完饭放下筷子，便问：“都吃饱了吗”？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吃饱了。”主席说：“还有许多菜哩!菜里有营养。”他这才大口地吃起饭来，把盘里很少的剩菜吃光。其实他每餐规定的菜，已被我们吃去了一半还多。主席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从井冈山时期同吃红米南瓜起，就一直是这样的。但主席工作学习耗费的精力比一般战士不知要大多少倍。

　　毛主席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酷爱读书。他曾给我讲过，学生时期喜欢读介绍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和著名战役的书，读研究农民战争的胜败得失的书，他还读过记载历代战争中争夺战略要地的《读史方舆记要》，诸子百家中各种政治、哲学著作。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思考。他的领悟力、记忆力和批判吸收能力，都比一般人强。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他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党内是很杰出的。陈毅同志在“七大”前，同毛主席交谈过井冈山斗争问题。谈后找到我，告诉了谈话的大略内容。他说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等等，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使之更加完美。历史的实际正象陈毅同志所说的那样，当时毛主席已牢牢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则，如强调阶级分析，社会调查；重视贫雇农在革命中的作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明确指出红军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特点等。他和朱德同志都一再强调，我们只有这一点点本钱，不能丝毫大意，不能打就走。毛主席又善于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多谋善断，善于在客观条件许可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上井冈山时，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人。毛、朱会师树起红四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3千余人。转入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也不过3万余人。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经过艰难惊险，几经曲折的奋战，终于取得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对战争的领导，对战役的设计和组织，总是出敌意外，真可谓妙计神兵。

　　尽管如此，但毛主席并不自满，到了延安，更加刻苦钻研马、恩、列、斯著作。他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我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接着他又说：“李达还寄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后来延安译成中文的马列主义的书逐渐多了起来，毛主席在百忙中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联系革命实际，认真地研究阅读。他自己说较多地读列宁的著作，这大概是要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对民主革命和由此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便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对斯大林的著作也很尊重。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主席理论上多方面发展马列主义的成就，是和他学习中联系实际、刻苦钻研、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人们多说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过程，依我看同全世界各国革命的历程比较，中国革命还算是顺利的。当然这种“顺利”，与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于革命实践是不无联系的。

　　尊重人民

　　1938年7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党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这是陈云写信告诉我的：化若同志：

　　我代表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你，中央组织部于7月12日正式通过恢复你的党籍，认为1932年在江西红校时，托派分子供你为托派是没有根据的。供词(是)不可靠的。

　　此致敬礼!

　　陈云

　　7月17日

　　7月23日军委总政治部又给我来信：郭化若同志：

　　关于你请求恢复党籍的问题，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1938年7月12日恢复你的党籍，就是过去被开除时的那一段仍给你党籍。党认为你7年来是坚持了为党的路线奋斗，并且证明当时有人供你为托派中委的供词是不可靠的。请将这一恢复你党籍之决定转告总支委及本支部，并写入党员登记表上，以作根据。为盼。

　　此致敬礼!

　　总政治部组织部

　　7月23日

　　之后，陈云同志在抗大干部会上两次宣布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至此我背了7年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卸下来了。许多熟人都向我祝贺，我自己也兴奋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做为一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交纳党费，总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旦被无辜开除党籍，不能参加了这种活动，才会觉得这些活动很珍贵，很神圣。我被关在党外7年，每当看到别的同志参加党的会议，交纳党费时，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就象一个没爹的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丁。党的教育，党的监督，党组织中的温暖，是那样诱惑人，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回到了党的组织内，真象从零下几十度的严冬突然进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7年来，遭旁人的白眼倒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出答案，常常为此彻夜难眠。由于我出身很穷，当我了解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党，我就决心跟党闹一辈子革命。在党的教育下，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逐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在黄埔军校时，曾因成绩优异，蒋介石两次手令要我当秘书，都拒绝了，我只愿听从党的指挥。北伐战争失败后，我向组织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当途中受阻未赶上起义时，我又从上海搭船往汕头追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安排我去莫斯科学习，那里环境比国内安全舒适，但我认为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战斗。我到中央根据地后，恭恭敬敬按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示办事，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进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各方面也有了些进步升任为一方面军代参谋长，谁知突然一落千丈，竟被开除了党籍。我究竟违犯了党的那条党规党法呢？没人给我说得清，我自己也想不通。一年年，一月月，这些问题都缠绕着我，压抑着我，甚至使我常常从恶梦中醒来，大汗淋漓。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我站了一会，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绑的红军干部。我认出他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

　　“你是周昆!怎么搞的？”毛主席问。

　　“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主席又说。保卫队员马上松了绑。我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

　　周昆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敌人侧击。新兵不习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下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能见到主席。”这种自述，正是王明“左”倾的冒险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主席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到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周昆身上有形的绳子松开了，而我呢则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使我可以安慰的是毛主席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路线被抵制了，我想问题总有大白的一天。

　　洛川会议之后，我去看望主席。主席先给我看了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是关于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这是绝密，主席给我看，证明是信任我的。然后主席关切地说：“化若同志，人家说你骄傲，你自己看法如何？”

　　听了主席的问话，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直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来。我说，主席，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本骄傲呢？我30岁了，找对象，人家一听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主席望着窑洞外沉思良久才说：“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久，有人传话说，主席亲自过问我的历史问题，中央组织部着手调查。从国内查到了国外。1938年5月3日主席给我写信说“你的问题我同陈云同志说过，他也赞成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当我接到陈云来信正式通知给我“松绑”时，我不禁想起毛主席给周昆松绑的情景，我身上捆绑的无形的绳子不也是毛主席给我解开的吗？

　　毛主席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还亲自为我的党籍说话，这是不能用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对我比较了解来解释的，这反映的是革命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啊!

　　我到延安后深有体会，主席非常联系群众，当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连一座整洁的好房屋也难得。然而从全国四方八面不远千里而来访问毛主席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和毛主席的谈话后，却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一致钦佩。有一次，有一位老教授会见主席后非常感动地对我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烟吸完了，只剩下一支，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当然不好，用来请客，自己不吸也不好，于是毛主席将这支纸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自己吸半支，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人热情、诚恳而又亲切。”他最后说：“这使我很受感动。”

　　我和秘书处的同志常常议论一个问题，我们全军对毛主席的信赖和佩服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的发展过程中就确定了的，并早已深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战胜国内外敌人。但红军毕竟弱小，共产党的影响也未普及全国，为什么全国众多名流学者对毛主席也如此佩服呢？有一天夜晚，我去看望主席，汇报了最近来访者的反映之后，冒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主席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这里的“尊重别人”就是领袖尊重人民。毛主席过问我的党籍问题，不正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么。领袖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更加热爱领袖。

　　(樊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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