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文彪

　　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从12月15日开始，对于没有北京市身份证的外地人来说，在新装机时需要具有北京市身份证的居民的担保才可以装机。这是北京市通信公司针对“两个外地在京人员恶意欠电话费涉嫌诈骗”案件而新出台的防范措施。据报道，山东农民李某兄弟在北京利用他人的身份证，先后申报安装17部住宅电话作为公用电话使用，非法牟利3万多元，造成国家损失10多万元。

　　找人担保，虽不是绝无可能办到，但肯定会给外地在京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给他们带来不便。而且事实上，这项政策也妨碍了公民享受正当的通讯自由权。

　　外地人装电话要担保无非是怕他们利用电话干些不宜或不能做的事情。既然是一部电话就可干的事情，那就是本地、外地人都做得了，都有会干的可能，单单对外地人装机作出限制就难说是合理的。如果说本地人易于被掌握或者查找的话，那装机时都要登记身份证，外地人干了坏事也一样可以找到充其量也只是麻烦一点。不能为了省却一点点麻烦，就可以置公民通讯自由权于不顾。

　　如果说是价值昂贵的大宗物件，在现有户籍政策下，需要找人担保，他们心理上还多少会好受一些。如果是连装一部电话这样的小事也需找人担保，那一定会让外地人体味到一种屈辱感。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是把外地人当作潜在的违法犯罪者来防范。

　　政府也好、各部门与单位也好，出台每项政策都要考虑实用性、科学性，同时也要考虑政策的文明性、人性化。一项政策的出台或许让有关部门的工作变得更为省心，但如果这种省心是以牺牲外地人的尊严、伤害他们的自尊为代价的，就很难说它是文明的、人性化的。说严重点，这样一些政策的出台是在为一己方便与私利降低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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