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春文

　　据《新京报》12月15日报道，上个月26日，寇亚娟一辆出租用的捷达轿车被盗，随即向西安市警方报了案。车辆于第二天被兴平市警方追回，但寇直到半月后的本月12日才将车开回。原因是，根据陕西省保险行业机动车辆保险自律公约第十三条规定，保险公司对被盗抢车辆的破案奖励，按被盗抢车辆追回后的实际价值或变卖收入价给予适当比例的奖励，省内破案追回的，奖励不超过10%。两地警方正是在奖励费分配上僵持不下才导致了寇的车被无辜扣押。

　　细读起来，这像传奇故事。寇是幸运的，被盗的车辆次日便有了消息。寇又是不幸的，自己的车停在公安局里却两次前往也开不出来。最后寇还是幸运的，她向省公安厅督察大队投诉，经其协调终将车开回。然而这事还没完呢。请注意，省公安厅督察大队是“协调”，而不是“处理”此事。两地公安对保险公司的奖励费的分配还没解决呢，保不准寇亚娟还有麻烦。谁敢保证奖励费不会摊派到她的头上？另外，寇的车是用来出租的，半个多月每天200元的损失谁来赔？最终寇还是回到了不幸的起点。

　　寇亚娟的遭遇让我颇费思量，是因为我有明白的地方也有不明白的地方，而且两者是如此矛盾。我明白的，第一是被盗的物件无论在哪里发现，物的主人都可以取回，这在民法学说上叫做物权的追及效力；第二是公安机关有责任追回公民被盗的物品，并且让公民无偿取回，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暂时扣押。我不明白的是，车的主人明明是寇，缘何两次三番取不回。公安机关竟然为了自己之私利而置寇的权利于不顾。

　　思量的结果是幡然醒悟。公安机关凭什么不放车？凭借的是像寇亚娟这样的公民们给它的权力。凭借的是像寇亚娟这样的个人没有抵抗和还手之力。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公民私人的权利是如此的脆弱、渺小、彷徨和无助。不需要什么理由，无节制的权力所到之处，私人权利便无栖身之地。不需要学术上的论证，寇亚娟的经历就足以说明。

　　西方人早就认识到，国家远比个人强大，它掌握的资源和可采取的手段都是个人无法抗衡的，就是说两者之间先天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所以要对私人权利实行优先保护，而对国家权力则严格加以限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流行泛国家主义，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无孔不入，几乎不存在私权生长的空间。历代统治者都视民间之诉求、百姓之纠纷为“细事”而不屑一顾。

　　即使现在，私权也时常被行政权力漠视。所以，公民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永远都是值得强调的话题，这需要行政机关执法理念的变革，需要立法思维的变革。理念的变革是社会演进的号角，这样的变革将是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巨大推动，我们期待着这样的变革，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让寇亚娟的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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