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怡

　　12月14日学者李银河在深圳发表演讲，主张“没有受害者的性行为”不能用法律去惩治。她提出卖淫和一切自愿的成人性行为至少应该“非罪化”，公开这种观点是需要勇气的。

　　主张性关系“非罪化”或“合法化”，并不等于主张性关系的“产业化”(或性产业的合法化)，也不等于成年人的性关系就有权免受公众道德谴责和非强制性的社会压力。但一个法治社会的治罪底线却必须后撤，国家权力停止对成年人性关系的窥视，而把褒贬抑扬留给民间。

　　儒家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在表面上是对个人道德修身的要求，但其实也隐含了对他人隐私的尊重。因为一些“非礼”的私人言行如果是必须社会去谴责甚至去惩治的，那就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去看、竖起耳朵去听，讲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老话说“不瞎不聋，不做公翁”。这是在人际上要求我们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一个私人空间的存在总是以别人的闭眼为前提。如果对他人的私人行为看不顺眼，那么闭眼是一种自律和风度。人们往往在闭眼后才能摆脱道德义愤的干扰，有利于得出一些较理性的判断。

　　公众需要如此，法律更需如此。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就是蒙着眼睛的。这不是一种讽刺，恰恰相反，蒙眼代表了法律的一种自我节制，它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边界在哪里。

　　古埃及底比斯城的司法曾被认为是最公道的，就因为那里宣示神谕和主持裁判的祭司都必须断手闭目。断手就拿不到不该拿的东西，闭目也看不见不该看的事情。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这样的法律才能成为一种“免于激情的理性”。

　　闭眼的人最公正，最值得信赖。这个道理如此通俗，以至于古往今来人们所迷信的算命占卜大师，几乎都是盲人。

　　有些事情法律是不该睁眼、不必睁眼的。比如一个基于合意而形成的私人契约与情感的空间，就是法律能闭眼就应当尽可能闭眼的领域。而这个领域中最不该看的部分，当然就是成人之间各种自愿的性关系，不看是为了避免法律的充血。

　　性关系是每个人最隐私的空间。任何政府机构或法官都应该避而远之，主动扭头。闺房之乐有胜于画眉者，但政府绝不能一脚踹开别人的闺门。即便听见有人公开议论木子美，也应该掩耳而走，非礼勿听，以保持法律在公共领域的灵台清明，防止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勃起。此外，每个人的身体首先是他(她)自己的财产，无身体即无人格可言。一个人不能自主处分和使用自己的身体，等于没有完全的人格。所以未成年人的性关系属于法律的监护范围，就因为未成年人本不具有法律上完整的人格。推导回去，国家用暴力限制一个成年人处分自己身体的行为，其实质是把一切成年人当作法律上的未成年人看待。

　　你在政府眼里是一个永远的未成年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府是一切成年人的父亲，一切未成年人的爷爷。我们从而看出政府和法律惩治一切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私人行为，其实质是一种父权式统治模式遗留的特征。这一特征与现代民主社会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和法律来自于成年人同意”的基本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再一点如李银河女士强调的，成年人自愿的性关系也没有伤害其他人，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私人行为。所谓没有伤害他人是指没有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伤害，这是法律不该出场的理由。至于某些性关系构成了对他人和社会在情感、心理等各种非法律意义上的负面影响，这恰恰证明了社会只能通过各种非法律、非暴力的手段去改变、抑制、克服或者藐视这种私人行为及其影响。法律需要惩罚的是各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没有任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下，皇帝不急太监急，法律何苦要在这时积极的介入呢？

　　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卖淫嫖娼或其他不道德的性关系存在。因为想把一切不符合主流道德标准的行为彻底剔除是一种可怕的念头，甚至对我们还是一种不久之前可怕的回忆。一个社会的健康，是看它有没有能力运用非强制的方式去保持和涵养社会主流的道德生活。看它是不是除了诉求国家暴力，就对通奸和卖淫一筹莫展。看它在一个“无根的革命”的时代，还有没有能力重新赋予一种私人生活方式以情感和精神的价值？

　　为什么法律必须在属于私人的领地闭上眼睛，因为闭目可以养神。强制力的退场恰好是真正富有价值的私人生活的开始，是每个成年人能够作出理性判断与个人选择的前提。

　　政府不放弃“父亲”的角色，民间就永远无法成熟，私人的财富如此，私生活的道德同样如此。还用儒家的话结尾，“礼失”只能“求诸于野”，不能求诸于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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