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福东

　　法律具有特定权威的符号意义。按照文化解释学者的说法，法律绝不只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被动物，它具有创构、建设和生成的作用。一部具有规范性质的法律文件产生后，一种目的性价值就随之创构。我们制定法律文件的本意，归根到底是通过它的规范性来实现法的价值。不能实现法的目的性价值的规范，其实是人加诸人类自身的一道绳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遭遇这样如同绳索的规范。最近就有一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在其起草的《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规定：“设置车身广告的公共电、汽车禁止在长安街路段直行；禁止穿行长安街王府井路口以西(不含王府井路口)至西单路口以东(不含西单路口)的路段。设置车身广告的公共电、汽车禁止在天安门广场地区通行。”

　　这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规定。制定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什么？从《草案》第一条所给的“目的依据”看，是“为了加强本市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和管理工作，创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设置车身广告的公共电、汽车会影响长安街地带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吗？

　　《草案》并没有禁止设置车身广告的公共电、汽车在一般区域行驶。如果草案制定者的逻辑是一贯的，我们可以认为，在制定者眼中，车身广告并不影响一般区域的市容。也就是说，车身广告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长安街地带的特殊性，而与其产生了不适应。

　　我国的《广告法》第32条规定，“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名胜风景点的建筑控制地带”不得设置户外广告。从立法本意上讲，这里应是指公路两侧、城市绿地、广场、建筑物上，以灯箱、展示牌等为载体形式设置的固定户外广告，而非交通工具上设置的流动户外广告。在建筑控制地带，设置固定户外广告会造成整体环境的不和谐，因而被我国法律所禁止，这一点大家都能够理解。但车身广告是流动的，它在长安街上匆匆而过，并没有固定在某一处所，如果说，这样也影响了长安街的市容，那么，我们一定要途经长安街的行人都穿上一样的服饰才是———从影响长安街市容的程度上看，行人身上缤纷的现代服饰和车身广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退一步讲，假设在国家机关等建筑控制地带不仅不应有固定户外广告，也应拒绝流动的车身广告，那为什么《草案》只对长安街及附近地段作了规定，而没对其他区域(如钓鱼台国宾馆及周边地区)设禁？一部对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为实现它的目的性价值而制定规则时，应该保证前后逻辑的一贯。

　　由此看来，《草案》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作了一些与立法目的无涉的禁止性规定，因此看起来有些荒诞。不过好在这还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的草案，在最终被通过之前，还有修正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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