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新京报》1月1日发表何向东文章《“诚信”课是一种“羞辱罚”》。文章的由头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如有考场违纪行为被记“零”分的，必须增修一门“诚信”课的学分。学习合格后方可获得违纪课程的重修资格。

　　何向东先生认为，北师大的做法是借助公众的谴责来促使作弊学生悔过自新，这种惩罚方式伤害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我认为何向东先生不过是用虚构的方式表达学生的权利，完全违背了诚信作为道德的社会功用。

　　对于作弊的学生进行必要的惩罚是道德教育的手段，片面扩大学生的权利，并不利于对大学生进行良好的道德教育。“每一则道德都侵犯了自由”，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做法谈不上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不过是在提醒学生应尽的义务。从个体道德发展的过程来说，一般都需经历三个阶段：他律阶段、自律阶段、他律和自律的统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律”是起点，是基础。北师大的做法不过是明确了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也是道德教育的具体化，是他律。

　　诚信本来就应该从“他律”抓起，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明白自己应负和应尽的义务。“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确立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必要的惩罚措施，才能使学生明白我们在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制止什么、鼓励什么，形成一种人人都需遵守的善恶是非标准。

　　英国思想家赫胥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公众的谴责有利于扬善抑恶，把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诚信课利用舆论达到教育目的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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