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兆民

　　这里所说的“奉命违法”，不是指奉平头百姓之命，也不是指奉黑社会老大之命，而是专指奉高官之命残害无辜。比如河南省卢氏县的司法人员奉“杜二蛋”之命，将举报“杜二蛋”的张冲波投入监狱；比如沈阳市的司法人员奉慕绥新之命，将举报慕绥新、马向东的老干部周伟送进劳改队和精神病院；比如河北省的执纪执法部门奉程维高之命，侦破郭光允“诽谤省委领导案”，将郭逮捕法办……检点这些年落网的大权在握的腐败分子，几乎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那么一些助纣为虐的人渣。

　　奇怪的是，奉平头百姓之命违法，发令的便是教唆犯，在劫难逃；奉黑老大之命杀人越货，主子更是难逃法网。倒是那些追随高官巨宦的，主子落网之后，居然多数还能纡青拖紫，是局长的继续当局长，是院长的继续当院长。倘若在主子落网过程中有机会踢上两脚，没准儿还能成为反腐的功臣，到处介绍办案经验呢！

　　作为执纪执法人员，明知主子的指令违法却甘心助纣为虐，难道他们就不该被追究责任吗？回答始终理直气壮：他们是被迫执行上司的命令，一个小局长、小院长，能抗过权倾一方的“一把手”吗？然而，事实上除了从命，可选择的权利仍很多。让我们看一看德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德国统一后的1994年，原东德马格德堡州的公安部长穆勒被判刑两年3个月。他的罪名是：核发了2500件电话窃听许可证，他的部门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信件，他从邮件中截取了35万马克的现金。法官说，他们知道，穆勒的行为在东德是普遍的做法，35万马克也没有入穆勒的私囊。可是，法官又说，穆勒是学法律出身，他应该知道，即使在东德，宪法对个人隐私和财产也是有明文保障的，所以上级给他的命令是违法的，明知违法他就该抗命。抗命的结果可能是解职或是更严重的后果，可是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寻常人高出许多，解职了也坏不到那里去。

　　显然，德国人主张衣税食租者必须保持清白气节，并坚持以法律严惩那些失节者。他们深深懂得，正是因为有了连长普瑞布可(1944年罗马大屠杀的执行者)那类盲目追随者，才有了希特勒；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对这些人决不能宽容。1996年隐居阿根廷的普瑞布可被捉拿归案，但当意大利法庭以52年的时间已超过了追诉期，宣布无罪释放普瑞布可时，德国法务部却发出通缉令，要求引渡普瑞布可回德国受审。这种除恶务尽的精神令人起敬起畏，毕竟二战失败的教训对他们来说太惨痛了。

　　在当今的中国，穆勒、普瑞布可一类人物正是腐败分子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没有他们，便没有杜二蛋、慕绥新、程维高等人的猖獗一时；没有他们，便没有张冲波、周伟、郭光允等人的长期含冤蒙垢；没有他们，便没有群众对举报腐败分子的畏首畏尾。不铲除他们，一旦张二蛋、李绥新、赵维高之类的腐败分子大权在握，他们还会成为新腐败分子的看家狗；不铲除他们，还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暗示，消磨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做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不铲除他们，还将阻碍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难以遏止的上访洪峰难道与他们无关吗？事实上“奉命违法”也是违法，不管发令者披着怎样尊贵的外衣。所以铲除他们，也符合“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的法治精神。

　　当然，铲除并不等于不问情节轻重一律与腐败分子连坐，但“严肃处理”是必须的。坚持这样做，秉节不挠的人才有可能多起来，为虎作伥的人才有可能少下去，群众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胆子才有可能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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