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一名进城的男子，捡到了一场万元官司。

　　龚务正从孝感市到武汉打工，一天，他在路边捡到一个编织包，拖回家后就办事去了。他的妻子发现包里面全是衣服，左邻右舍劝她便宜卖掉，她100多件衣服卖了600元。龚务正回家后发现失物被卖，非常恼怒。在看到失主的寻物启事后，他与失主取得了联系。失主是一家航空客货运公司，知道衣物被卖，要求龚务正如数归还。龚与妻子于是陷入困境，他们挨家挨户去赎，甚至为让人还回衣物在雨中跪求，但仅仅从老乡手中赎回18件衣服，于是失主将龚务正告上法院。

　　媒体将此事报道出来后，读者一面倒地认为，事情不应当弄上法院，有人表示如果龚务正如果因此生活陷入困境将给予资助，公众在感情上普遍倾向了龚务正一方。但不用学法律也知道，捡到物品应当归还物主，如果此案判决，龚务正必败无疑。

　　本来，拾物未归还失主的龚务正被起诉会成为“普法教育”的好教材，也会成为“社会上法治意识增强，人们善于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好例证。然而，这起案件是特殊的，出售拾来的衣服的是龚务正的妻子，龚务正看到遗失启事后主动与失主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们以最大的努力纠正自己的过失，这使得人们看到生活比法律条文更复杂。诚如《武汉晚报》的评论所说：龚务正是磊落、负责任的人，这件事“为什么一定要寻找冷冰冰的法律”，在法律之外，应该还有不是冷冰冰的人，应该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和宽容。

　　有人说，现在存在着一个“经济学帝国”，将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化为“经济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现在还有着一个“法学帝国”。人们都崇尚法治，人们相信诉讼的威力，争端通过法律来解决，总是会被认为是最好的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化为法律问题，才被视为正确的套路。“法律是无情的”，同时“法律是公正的”，所以诉讼总归是好的。

　　除了经济和法律，社会上还应当有别的准则吗？实在难说，另外的学问中，好像只有一个叫“伦理”的偶尔想发发言，不过往往是话还没出口，就在怀疑加嬉笑的局面中无地自容了。现在，倘若一个人说的话既不是经济学行话，又不是法学术语，大家就认为他应当闭嘴。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准则，而是经济眼光与法律眼光哪一个应排头名。有人要“经济至上”，有人要“法律至上”，正弄得如火如荼哩。更多的人则不分彼此，“经济至上”保效率，“法律至上”保公平，效率与公平就都解决了，别的东西也就用不着了。

　　在一本杂志上，法学家梁治平谈话，法学家“习惯于解释法律，而不是观察现实”，一般不关心实际发生的东西，更多的是关注远东性问题如制度的设计、怎样规范人的行为等等。法学家群体比较脱离现实，比较少反思和批判性，而且现在的法学家已经形成了与部门相似的内在利益取向，在如今对社会失衡的讨论中，大多数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

　　碰到龚务正案件，按法学的观点来解释：失主向法院请求权益，是正当行使诉讼权；法院如果判决龚务正赔偿，正是依法裁判。于是这件事再合理、再正常不过了。依法起诉，依法判决，程序合法，结论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这是“法学眼光”的视野。至于案件是否有必要起诉，失主是否一定要行使诉权，不在“法学眼光”的视野之内。“法学帝国”甚至鼓励起诉，一切为主张权益而提起的诉讼都值得赞赏。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时代里，没有人冒着“反法治”的风险去怀疑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全盘统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没有人会对以经济学观点来构造全部社会生活的做法发出异议。当人们说话的时候，并不害怕对社会生活缺乏了解，怕的是被人认为缺乏经济学和法学的功底。普通人对龚务正的同情，是没有“学术功底”的，所以是不重要的，甚至正是需要有学术功底的人去“纠正”的。

　　除“经济人假设”和法律条文之外，世界不可能有其它情况发生。据说，这不叫僵化，而正是活跃，这不叫教条主义，而叫“理性的回归”。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都是非有不可的，但我们未必就要接受“经济学”和“法学”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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