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对于与“平等”相关的概念，笔者向来存警惕之心，因为这个词很容易让接受者在“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眩晕中远离现实的平台。比如说最近以全国首例“乙肝歧视”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为由头、专家谈得比较多的“平等就业权”，就有这方面的虚妄。

　　何谓“平等就业权”？这个“平等”是指向求职者吗？能力的差异、禀赋的不同、资源拥有的多寡等等，这些因素社会性地决定了求职者本身是不平等的；是指向企业吗？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本身是受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决定的，所以他在人才使用方面也必须以优胜劣汰的判断为优先。在这两个“不平等”的决定下，“平等就业权”又从何谈起，因何而生？

　　“平等就业权”提出的背景是因为歧视。针对目前就业市场中无处不在的歧视：户口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经验歧视、学历歧视、容貌歧视等，专家建议出台独立的《反就业歧视法》保障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理性地看，当下就业市场的现状决定了出现歧视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因为有过剩就有歧视，这是一条经济学原理，高校扩招等诸多因素确实造成了当下市场人才供给的过剩，有过剩就得通过门槛、规则、条件来选优，门槛、规则、条件等等，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歧视。

　　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优秀与低劣之分，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流通于市场中，歧视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也是建设性的。比如说通过年龄的歧视强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理念，通过经验的歧视树立“实践出真知”的价值取向，通过学历的歧视体现知识和读书的尊严。

　　大多数人会把就业中遭遇歧视的矛头指向企业，认为企业是歧视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只要流通于市场，歧视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其实企业何尝不在遭受人才的歧视呢？“跳槽”就是最典型的体现，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瞅到一个单位比如今的单位更好，人才就要跳槽，“跳槽”不正是对前工作单位和岗位的歧视吗？在跳槽越来越普遍的今天来看，企业本身也是逃不了“受歧视”这个市场规律的。那么，企业是不是也可以为了逃避人才的歧视而呼吁以独立的《反跳槽法》保障自己人才的“平等拥有权”。

　　显然，企业的这个要求我们的人才是不会同意的，不准跳槽怎么行呢？我有跳槽权。其实，从本质上讲，人才对企业的跳槽权与企业对人才的选择权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市场中的歧视。

　　看到招聘条件中的年龄限制和经验限制等等，很多求职者都委屈万分地诅咒企业的歧视，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歧视是自己造成的。就业难很大一个原因是热门专业的岗位过于拥挤，计算机啊，市场营销啊，企业管理啊，这难道不是当初报考专业时对冷门专业的歧视造成的吗？还有一个原因是高工资的好岗位过于拥挤，这难道不也是对“次好岗位”、“差岗位”的歧视吗？我们是不是也要出台《反专业歧视法》和《反低工资岗位歧视法》？

　　由此看来，呼吁什么《反就业歧视法》保障“就业平等权”是违反市场规律的，因为这种权利没有现实的落脚点。“歧视”或称“选择”是企业与人才博弈的市场手段，通过互动和可逆的市场歧视，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如果你真的是人才，即使因为“歧视”未被企业看中，你选择了较差的岗位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一样可以抛弃不满意的岗位，而跳到原先歧视自己的那个好企业———在这种交错的“歧视”或称“选择”中，市场是不会亏待真正有能力的人的。

　　当然了，我所赞同的歧视都是符合市场正义的歧视，这种歧视是指向人后天的禀赋，也就是出生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控制的能力资源，比如说学历、身体状况、社会经验、获奖情况、力气等等。而对人先天的一些禀赋，像血型、肤色、种族、性别等等的歧视则是非正义的，因为这种歧视是惩罚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并不可控制的因素，所以是非正义的，必须加以限制。

　　其实，为了规范就业市场，出台《反就业歧视法》还是相当有必要的，不过不是保障什么“平等就业权”，而是剔除那些指向人先天禀赋的歧视。中国当下的就业市场中所出现的问题关键不在歧视，而在于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的短缺。社会或政府为先天缺陷者提供的不是工作，而应是生活保障———也就是说，许多应由政府和社会而非企业承担的弱势群体由于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短缺而流落到市场上，这造成了市场的尴尬。试问，把那些不应由市场左右的弱势群体推到市场中去，平等就业何从谈起？

　　如果哪一天我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达到一定的高度，我们再提就业歧视立法上的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否则，脱离实际的空想只能伤害到企业，伤害到效率，伤害到整个就业市场。

　　相关专题：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