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笑笑

　　最近接连听到几则“政府埋单”的新闻，觉得新鲜，进而忍不住生出许多期待来。

　　第一则是浙江从年前开始，向公众免费开放了多家博物馆，而由此带来的门票损失将由政府财政补贴；第二则是香港今年初一至初五按“平安钟”请求紧急救助的人次打破了历年纪录，而受惠于这项公益事业的市民中的9成，是由政府支付“平安钟”费用的；第三张“单”更了不起，据新华社1月28日消息，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将增加近300亿元，不仅会把100亿粮食补贴由过去通过流通环节间接支付，改为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还将在教育、文化、卫生、基础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政府“权由民赋，财从民出”，为民生计，自然该有这样主动“埋单”的勇气和行动，否则怎担得起“负责政府”这四个字。不过，政府该为什么样的支出“埋单”，倒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追问的问题。

　　一审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描述其罪行时，有一个词经常用到：减免。王怀忠减免的是什么？是国家本该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是老百姓本应获得的拆迁安置资金。这样的“慷国家之慨”为私利“埋单”，祸国殃民！

　　如果说这样的罪行毕竟少见的话，王怀忠的另外一些“欠账”却让人觉得眼熟：他在任阜阳父母官时，搞“养牛大县”，牛只养在公路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花钱租牛给人参观……类似的“形象工程”、“贴金项目”难道不是司空见惯吗，这样的“埋单”难道用“交学费”就可一笔带过？

　　最近舆论强调“有限政府”这个概念，盖因过去的政府、官员权力太大，乃至“无限”。一个“无所不管”的政府，一个权力无节制的长官，花起纳税人的钱来自然很难收得住手。因此，行政权力退出那些本该由市场机制配置的领域，确立“有限政府”的原则，是切断贪官黑手和昏官糊涂指令的理论基础；而不给权力在这些领域的活动“埋单”，则是对其进行限制和监督的制度保障。

　　不过，“退出”不是“卸包袱”，政府从非理性行政中腾出来的精力和财力，正该用于关心和扶持那些过去被视作“中心工作”之外的事业，比如教育、比如文化、比如贫弱救济……浙江的博物馆宣布免费开放后，参观者是免费开放前的数十倍数百倍，恰恰说明民众不是疏远了文化，而是接触文化的需要被压抑得太久。政府不为这样的需要“埋单”，又该为哪样的需要“埋单”呢？

　　这些年“市场化”被一些领导奉为灵丹妙药：博物馆为自负盈亏不得不卖场地；学校要支持财政只好乱收费；收容站定了创收目标，不追着乞丐要怎么办……这固然是地方财政的现实窘境所迫，但久而久之，也养成了一些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推卸责任、忽视民生的思维习惯，甚至，以行政权力而胁迫公民权利，寻找更多、更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实际上，无论政府花钱花到哪儿、花多少，合不合理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在“收”与“支”的矛盾中，最需要政府在“埋单”时把握原则、运用智慧，否则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再快，也难免背离“执政为民”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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