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功龙

　　中国历来对文学作品有“雅”“俗”的界定。但对于为什么称为“雅文学”和“俗文学”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在这里，所谓“雅”，是指正规的、标准的、规范的，由此还可以引申出高尚的、不庸俗的意思；所谓“俗”，则是指大众的、通行习见的，可引申出庸常、平俗的的意味。懂得“雅”“俗”的定义，大致就可以明白“雅文学”和“俗文学”的意思。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将“俗文学”定义为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他认为“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者、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综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每一种文学样式在最早出现时都是属于“俗文学”的。人们习惯的称谓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种文学样式在当初不是“俗文学”呢？

　　人们关于雅俗文学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两个，一个是从文学的样式看，在先秦时代，《诗经》中的民歌属于俗文学，而到了汉代，这些民歌在形式上就已经属于雅文学了。从曹操的一些四言诗，就可看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唐宋时代出现的平话作品无疑是俗文学，其后来衍生出的小说作品在当时是受到歧视的“旁门左道”。所谓古典“四大名著”在当时也是以俗文学的方式出现的，但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作品，应当说是相当“雅”的文学作品了。许多种文学样式在当初出现时是俗文学，到了后代则成为了雅文学。划分雅俗文学的另一个标准是从语言形式来看的。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凡是正式的官方文学，凡在当时被认为是雅文学的，都是用以先秦两汉典范的文言文为语言表达的工具，而一些被认为是俗文学的作品则是用当时的古代白话文为语言表达工具，所以在研究汉语史时，才可能在唐诗、宋词、元曲、古代白话小说中寻取材料。

　　从某种意义上说，分辨、论定并设立文学的雅、俗标准在当代文学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谁能说写小说就是俗文学，写戏剧也是俗文学，而写诗歌就是雅文学呢？就语言本身来说，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使用的都是现代汉语，不同作品中语言差异有普通话和方言的细微区别，这些差别相当小，往往可以忽略不计。在现当代文学中，人们评判文学的“雅”与“俗”的深层次原因，是源自我国古代的阐释学传统。中国古代对于典籍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经学的阐释、史学的阐释、文学的阐释。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中，经学阐释势力最大，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性质的阐释方法。这一种阐释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古代典籍道德化、神圣化、伦理化。史学阐释学主要是“秉笔直书”、“不隐善恶”，发展到极致，则为“不为尊者讳”的客观主义精神。文学阐释学则反对“文以载道”、主张“吟咏性情”的俗文学，即在诗话词话曲话和小说评点中表现出来的审美理论。经学的阐释方法占有相当统治的地位，而史学与文学的阐释方法只能作为经学的异己力量而存在，只是作为一种补充、一个支流而存在的。《诗经》属于文学，《尚书》属于史学，《周礼》等属于政治学，《易经》属于哲学，《春秋》属于史学。这样看来，经学无所不包。历代学者对于《诗经》的解释是一种道德的，伦理的解释，许多当时人们非常质朴的爱情歌谣，被认为是歌颂后妃之德的说教，《春秋》对许多历史事实的记载也被后代经生们按照经学的解释寻找微言大义，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因此，从中国传统的对文本的阅读和解释来看，经学阐释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常常以雅俗的区别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人们在潜意识里，认为凡是“雅文学”的就是好的，凡是“俗文学”的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这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从内容的角度来分辨雅俗文学的标准。这种想法妨碍了我们对于文学作品评价的尺度。

　　中国古代的经学阐释系统主要是一种“求善”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说教，一切对于天文、物理、历史、文学、文献的解释，目的都在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这种阐释方法对文学作品也同样适用。实际上，我们今天评价文学作品时就有意无意地沿用了这种经学的阐释方法。

　　雅俗文学的划分、判别具有历史性，而经学的阐释系统对文学的阐释是道德的、伦理的，如果我们今天还仍然沿用这种文学评价标准，就会妨碍我们对于当代文学作品多层次的阅读和阐释。因此，我们应当正视这种评价文学作品的分类，不能把它作为评价文学作品优劣高低的标准。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文本价值，所以，评价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标准，不该仅以“雅”“俗”来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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