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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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亦侯之子陈骧龙向记者讲述当年其父保护国宝的故事

　　昨晚，电视剧《国宝》播出，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津，也发生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感人的护宝故事。一个深明大义的银行家，凭借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和过人的勇气，成功地保护了故宫流失到天津的国宝……

　　本报记者张博

　　20集电视连续剧《国宝》在央视一套播出后，观众对那些在秘密状态下保护故宫国宝南迁的人们肃然起敬。更令人赞叹的是，故宫文物南迁工作历时15年，近2万箱、百万件文物，行程数万公里，文物没有丢失损毁，这是一个奇迹。

　　与这次国宝南迁相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保护国宝的故事，更是鲜为人知。那幕保护故宫国宝的传奇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如果不是一位银行家，今天，我们恐怕无缘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欣赏这批国宝了。

　　那位银行家为了保护这批国宝，凭借着巨大的勇气和艰辛的努力，终于让这批国宝平安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当事人的后代以及有关专家，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将那段感人肺腑、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

　　来信检举 拉开查宝大序幕

　　1951年冬天，正在天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作的张仲像往常一样处理着来访信件。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发动群众举报一些不法资本家窝藏赃物，揭发信像雪片一样飞向这个办公室。这一天，一封群众来信引起了张仲的注意，信中提到，北京一个资本家手中藏有故宫的国宝。

　　天津市当时立即组织了一个专案组奔向北京，北京方面也派出了史树青等专家协助工作。当天晚上，张仲、史树青就住在了这个资本家家里。当时要求所有人都不能出门，雇佣的仆人除外。但他们在这个资本家家中仅仅搜出了几件普通的玉器，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张仲不免有些失望。

　　由于检举信中提到的内容涉及到故宫国宝，因此北京方面也非常重视，天津派去的同志决定转天继续搜查。在第二天的搜查中，张仲发现，女主人从桌子的玻璃板底下拿出一张折子，准备扔掉。张仲见状，一把将折子抢过来，看到上面的内容，立刻把其他几位同志叫了过来。原来，这是一张分家的财产清单，上面清楚写着各种玉器、瓷器都分给了谁。按照折子上的内容，张仲、史树青等人就在北京城内搜查，先后搜出了1400多件重要文物。其中有一件玉器让张仲至今难忘。那是一件雕刻了7层的玉器，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告诉张仲，这件雕刻精美的玉器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玉器中的精品。

　　搜查时，张仲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16个金编钟。经追问得知，这套金编钟解放前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张仲立即给天津方面打电话。经过查询得知，这套金编钟和其他国宝已经在解放后，由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交给了天津军管会。由此，也揭开了一段银行家护宝的感人故事。

　　免遭熔化 陈亦侯智勇护宝

　　下面出场的是本文的重要人物，在他的保护下，金编钟等故宫国宝才免于战火涂炭，没有被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掠走。他，就是陈亦侯。

　　陈亦侯原籍浙江温州，举人出身，又到西文学校专门学习外交，后来进入北京盐业银行任副经理。由于工作出色，1929年，担任天津盐业银行经理。

　　1922年，溥仪大婚。为讲排场，就用包括金编钟在内的一批国宝做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当抵押合同到期时，由于“小朝廷”无力偿还贷款，编钟便归盐业银行所有。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方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军阀都曾经打过这批国宝的主意。张作霖、阎锡山曾探询编钟的下落，但盐业银行都是矢口否认。此时，盐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批国宝放在这里不太安全。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盐业银行深感这批国宝放在东交民巷不保险。此时，天津盐业银行的新楼已经落成，内有保管库，于是该行决定将编钟以及玉器、瓷器等国宝于1932年由北京秘密运津。由于这批国宝的规模太大，为避人耳目，这批国宝分批运到天津，每次都是陈亦侯亲自到北京，用自己的车运回。当时陈亦侯是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因此，陈亦侯就决定将编钟存盐业银行库内，玉器、瓷器存在四行储蓄库。

　　“二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横行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进入位于天津的其他国家的租界，对这批国宝，日本侵略者更是垂涎三尺，他们在北京盐业银行总部得知，这批国宝已经运到了天津，于是就加紧对天津盐业银行的搜查。

　　为了威胁陈亦侯，日本宪兵队“请”陈亦侯到宪兵队参观，但陈亦侯不为所动。此时，陈亦侯更加意识到保护这批国宝的紧迫性，他决定与已经离开北京到重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联系。在天津发电报显然不行，陈亦侯派人到西安给吴鼎昌发电报，将国宝目前的处境告诉吴，并派人请示吴鼎昌，万一编钟无法保护，应如何处理。西安、天津的人都在焦急地企盼着吴的回答，不久，已经担任贵州省省主席的吴鼎昌将处理结果回复西安。在吴的回复电文中，只有一个字：“毁”。

　　眼见这批国宝就要熔化为一千多根金条。当时，陈亦侯与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交往，在与友人的攀谈中，更加坚定了保护这批国宝的决心。陈亦侯认为编钟是国宝，毁掉太可惜了，于是又找到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原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之婿胡仲文。经商议，将国宝也运到四行储蓄会地下仓库。既然吴鼎昌有了毁掉国宝的命令，他就可以先从账上把这批国宝划掉，至于如何处置，兵荒马乱的，没有人会查银行是否将国宝熔化成金条了。

　　巧藏国宝 开滦煤保全编钟

　　上世纪40年代初，战事更加紧张，租界也不安全了，陈、胡商定将编钟分装在4个木箱子里，转运到解放路的四行储蓄会。

　　一天夜里，在暮色的掩护下，一辆小车在靠近海河的四行储蓄会后门口停了下来，在四行储蓄会后院内，有一个圆形上下的铁制防火楼梯，楼梯下面是一个闲置的小仓库。为避人耳目，陈亦侯借口战事频繁，社会动荡，要储备一些煤等必备物资，派人从开滦煤矿运来几车煤。运送国宝的汽车也分不同的路线到四行储蓄库。一次由中街直接送到四行储蓄会，一次从佟楼再转回来，由陈的司机杨兰波和储蓄会经理室工友徐祥二人装卸，将编钟存放在这个楼梯下的小仓库内。随后，用煤将地下库封死。

　　日本侵略者对这批国宝贼心不死，日驻津副领事几次向陈亦侯软硬兼施，要他交出编钟；还多次盘查，借口修防空洞，丈量地下室，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破绽。此时，陈亦侯早已把编钟和其他国宝安顿完毕，其中瓷器、玉器在地下室做了夹墙，用泥封好，安放在夹墙中，两千多册宋版书则巧妙地放入屋顶。日本宪兵队数次搜查都没有查到，就误认为这批国宝已经销毁。

　　抗战胜利后不久，陈亦侯接受了两位国民党要员的询问。先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天津来查，后来孔祥熙也过问这件事情。陈亦侯假装生气地回复：“当时你们把国宝留在天津，把这个要丢脑袋的事让我处理，你们却躲到了大后方，当时不是已经命令我销毁了吗？怎么还来查问？”戴笠和孔祥熙见状，也只有作罢。就这样，这16个金编钟和其他国宝，终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陈亦侯列出保管清单，将编钟交到天津军管会。运到天津的国宝是留下来了，但在解放前，原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曾经将一部分国宝放到家中，这批国宝一小部分流失到了海外，大部分还在北京，这些国宝就是张仲等人到北京查案时搜查出的那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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