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2月20日电（记者石新荣、何云江）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在贵州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6年间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交通系统10余名干部相继落马，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创下贵州经济案之最。

　　一些干部职工在分析和反思这一案件时认为，卢万里堕落为一个贪得无厌、生活糜烂的腐败分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一把手”监督的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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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卢万里得以大权独揽，以权谋私，让各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从而方便地大肆侵吞国家资产。

　　“一把手”监督失控，绝对权力导致腐败

　　贵州省纪委驻省交通厅纪检组长、交通厅党组成员龚仕金认为，卢万里一案所反映的“一把手”监督失控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个单位的权力一旦集中在“一把手”手中，而“一把手”个人品质不高或道德滑坡，就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卢万里大案的教训在于：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

　　卢万里现年59岁，大学文化，农民家庭出生，家境贫寒，上学读书享受助学金，是党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员领导干部。从1985年起，先后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铜仁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等职。1996年出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并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下称“高开司”）总经理。

　　贵州省交通部门的干部职工们还清楚地记得，上任伊始，卢万里就扑到了贵（阳）遵（义）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上，过去仅完成工程量20％的贵遵公路，10个月就修好了。长达8700多公里的国道、省道“保畅工程”也基本完成。卢万里在长达23页的“交代”里说：“1997年以前，我真的一尘不染，听党的话，跟党走，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我奉行了30年。”

　　据了解，卢万里的转变是因为1997年贵州省换届，卢想当副省长的希望破灭。他采取种种手段捞钱，又善于伪装和作秀，上报纸、电视的频率很高，加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直至案发被调离交通厅之前，不少人仍认为他是一个能力强、善协调的干部。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其手下的一个喽罗、原贵州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杨明案发，卢万里可能至今还逍遥法外。

　　作为贵州省交通厅一把手，卢万里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无人可对其制衡。他独断专行的作风，不仅没人敢说半句“不”字，反被视作“有魄力、有能力”的表现。他疯狂攫取财富的6年里，几乎不参加纪检会，甚至连人影都见不到。“高开司”的人事、项目等决策完全由他说了算，顶多事后打个招呼了事，完全脱离厅直业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审计署下属的几家特派办，先后三次审计贵州重点公路国债项目时均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但卢万里全面封锁情况，不让厅党组和厅直有关部门过问，并继续索贿行贿大行其道。

　　政企不分洞开腐败之门，结党营私捞取非法钱财

　　据贵州省纪委常委李龙云分析，政企不分是滋生卢万里腐败大案的主要温床。卢既是厅长，又是“高开司”总经理、法人代表，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高开司”变成了他的个人领地。他可以随意越级提拔任用自己的心腹，使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钱权交易关系。他们相互利用，奉卢万里为“大哥”，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网络。

　　贵州省重点公路建设的工作主要是由“高开司”来组织实施的，1998年到2002年间，国家共投到贵州公路建设项目上的资金为280多亿元。卢万里的违纪违法、以权谋私，就主要发生在“高开司”的工程招投标和材料采购等方面。

　　其捞钱手法之一是：在整个招标、邀标过程中，通过自身影响帮助竞标企业中标，企业则按约定“孝敬”他。某工程队为表感谢，几年间就送上好处费380万元；手法之二是：插手工程材料及设备的采购，与企业或他人相勾结，中间转手赚钱。在采购贵新高等级公路波形梁、钢板网时，他通过这种手法就到手250万元。手法之三是：自办公司，直接投标或强行分包。卢万里及其儿子卢斌实际控制的贵阳环城高速公司先后分包了凯麻高速公路一些标段路基工程，随后又直接“投中”水黄高等级公路和关兴高等级公路部分标段，父子俩从中提走“好处费”400多万元。

　　卢万里个人的腐化堕落，在交通系统产生了恶劣的扩张效应，直接影响并带坏了一批厅、处级领导干部。其中2名厅级干部，7名处级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少的上百万元，多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经济上的贪婪，往往伴随着生活上的糜烂。以卢万里为首的这些贪官，大多吃喝玩乐，挥金如土，纵情声色，包养情妇、嫖宿娼妓。

　　制度层层失防，监督缺乏机制

　　工程实施到哪里，监督应同步跟进到哪里。贵州省交通厅综合计划处处长周明中认为，在卢万里腐败案件中，工程招投标、设计变更、资金拨付、材料采购、质量监理等工程建设过程中关键环节严重失守，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对施工方的有效监督，是卢万里腐败团伙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

　　据知情人介绍，当时在招投标上的各种规章制度是有的，但让谁中标，“枪毙”谁，几乎由卢一手操纵，所有程序不过是走过场。如在贵（阳）新（寨）公路项目上，卢万里担任评标委员会主任，评标委员会人员和专家组人员名单由他亲自决定；在专家组评标过程中，他要到评标现场去了解情况；他能以种种理由随意增减投标单位，圈进他的意中对象入围竞标。投标审查结果都要报厅党组复查，最后由厅党组实际上是卢万里说了算，致使评标委员会无法发挥实际作用。海南三亚发展银行职工邓日明，根本不懂公路建设，在卢万里的“关照”下，同样获得贵毕高速公路的标段。邓则回报卢万里广州市区一套价值83万元的高级住宅和丰田轿车一辆。

　　在设计变更上，如大滑坡的治理等一些突发性的设计变更，往往不按基本的程序办，而是由卢万里等少数人拍板，结果使一些人得以从中虚报冒领，大肆侵占工程款，有的从一个设计变更中就多捞上百万元。在材料采购中，管理失控、监督不力的现象尤为惊人。卢万里等人曾以保证工程质量为由，硬性规定由甲方统一提供沥青、钢材、水泥等重要建筑材料。如卢万里让其女婿邵俊操作签订贵新路全套防撞护栏迫紧器合同，76元的单价被虚报成500元，仅此一项翁婿从中获利3000多万元。项目加价层层转包，在卢万里腐败案中，大包、二包直到七包、八包并不少见。原贵州某工程公司总经理廖勇指令下属项目经理分包给其弟廖兵大量土石方工程，廖兵提价转包，从中轻松获得暴利几百万元。贵毕路上一座大型桥还因为层层转包留下了质量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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