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响他此时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寒夜〉再版后记》)
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
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壁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当年5月5日，致沙汀的书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书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敬之”是此时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就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税。(《巴金书信集》)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50至70年代暂时“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然是：就这时巴金真实的心态和处境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巴金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让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而且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为人和作文都要“单纯”得多。解放军进入市区之前，就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但当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无意之中却调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灵的“天平”：“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徐开垒《巴金传》)黄源是在抗战中参加新四军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如果说巴金对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故争、解放战争，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在某种意义上，黄源对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既具体又亲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正如鲁迅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样，巴金也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的时代。翻读巴金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一渐渐培养起来的“信任感”，给人留下了十分触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也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肩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巴金选集》第九卷)他甚至还劝老友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巴金书信集》)显然，在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和编辑身上发生的“转变”，的确是“快”了一点，因为它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和“铺垫”——然而，这就是巴金——一个“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大好人。像他笔下的觉慧一样，他胸无城府，心灵有如蓝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的爱和恨，对人从来都不设防。(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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