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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设“使用假文凭假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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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8日，浙江科技学院院长沈莲清代表利用午休时间，忙着撰写有关在刑法中增设“使用假文凭、假证罪”的议案。“假文凭‘饿死’学子，假文凭‘喂饱’骗子。”沈莲清激动地说，制售假文凭、假证行为屡禁不止的背后，就是有大量使用者存在。社会上对假文凭、假证的需求，才是制售假证难以斩草除根的原因。要彻底清除这一“毒瘤”，必须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制售假文凭的人和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都是假文凭的受益者。我们今天只惩罚假文凭的制售者，不惩罚持有、使用者，显然有失公平。”沈莲清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使用假文凭、假证罪”，才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和遏制假证的良方。（3月8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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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假的真文凭”

　　有人大代表说，据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填写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人数多出了50万，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50万人持有假学历。

　　其实只要说起假学历，人们大多知道，就是假学历也有两种：一是“真的假文凭”，这就是指任何人在大街上花几百元就能买到的，从学籍到证书都彻头彻尾作假的；二是“假的真文凭”，指的是一些官员花公款用权力通关系，在高校正式注册且有学籍，但却不读（或让手下代读代考）而得来的真学历，就像胡长清的那一种。而上述人大代表所指的前一种，即超出国家培养人数的那50万，就是“真的假文凭”；而后一种则是指一些官员所拥有的“假的真文凭”，实际并没包括在前者的50万之中。也就是说对这部分官员的“假的真文凭”，就是在现有的学历甄别系统面前，这也不像前者那50万一查便知是假的，倒反而看不出有假，但这的的确确也该是假文凭，现在似乎却没前者那“查验”的后顾之忧，这二者间的差别或者说“级别”，是不是有点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味道？

　　所以尽管在事实上，不管是“真的假文凭”还是“假的真文凭”，都应该归在打假之列，但从社会公正与制度的建设层面看，就像人大代表所说的那样，首先要把官员滥用公权所得的“假的真文凭”好好治理一番，如此不仅会对学历管理公正有利，也能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形象产生积极影响。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说，危险的假学历“级别”的原因所在。周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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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用人制度应该反省

　　假文凭泛滥的背后，是否应该反省一下现行的用人制度。目前各地方在选拔人才时往往不问缘由，一概要求不达到什么学历就不能被提拔为什么层次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相应学历要达到一定比例等，使整个社会根本没有形成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风气，一切都在“惟学历是论”。这种缺乏针对性的盲目以“文凭”论“人才”的方式，其实并没有真正把学识与职位对应起来，也忽视了文凭获取的复杂因素。这种迷信文凭的做法，不仅导致人才难尽其才，加剧人才的浪费和人才市场的恶性竞争，而且在这种大环境影响下，迫使一些人只有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追求假文凭这种“文凭”符号，不计真假。因此使用假文凭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李坚

　　使用“持假”者也该有罪

　　正像所有的人才未必全要会英语一样，所有的干部不一定全得有文凭。但是许多干部岗位偏偏就是这样规定的。制假有罪，用假有罪，那么使用“用假者”，又该当何罪？我看是罪加一等吧，因为如果没有使用“用假”者的市场，自然没有制假贩假的商贩。假的真不了，鉴别假毕竟要比制造假容易些，网上查询、电话询问、外调核实、现场考核，办法多了。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假的就无处藏身。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如果知假用假，装聋作哑，包庇纵容，为弄虚作假者大开方便之门，沆瀣一气，那就非追其刑事责任不可，力求从症结上解决问题，澄清了源头之水，就不怕它浊流不清。冉福

　　使用假文凭该当何罪

　　假文凭泛滥，已成为一大公害，单是那些到处乱贴乱画的假文凭推销广告就让人深恶痛绝了。假文凭危害之深，人们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一张学士、硕士、博士的真文凭，那是十几年生命煎熬，数万元资金投入换来的，它竟被一张几百元的假文凭窃走了！根据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原理，一旦假文凭泛滥，真文凭将很快被逐出市场——谁不想走这样的捷径呢？

　　如果持有使用假文凭被定为一项罪名，就会加大使用假文凭牟取不当利益的成本和风险，那么，假文凭的巨大需求势头必会得到遏制。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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