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畅 陈娉舒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今天，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中，何丕洁委员手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说：“第六页有一个案例，说的是‘杨建、刘俊元等183名进城务工人员因用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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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拖欠工资向法院起诉，败诉后到检察院静坐申诉。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临近岁末，务工人员情绪激动，准备集体上访’。看到这里，我很担心，但报告又说‘检察机关及时疏导，并建议法院尽快审结，使此案在春节前改判’。读到这里，我又觉惊讶，他们每个人拿到的工资是1．4万元。”

　　由此，何丕洁委员发出疑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而且，由于这些农民工要过春节了，他们情绪激动，在这么一个讨工钱的特殊行动里，才促成了解决。那么，原来的判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属于事实不清就判了呢，还是有什么猫儿腻？”

　　对此，一些委员发表了相同看法。梅冬委员说，183个民工要工资，败诉了，这个案子情况不应该很复杂，怎么会败诉？要知道，这是农民工养家糊口的钱、一年到头的辛苦钱。

　　一位委员表示，全国法院80％的案件在基层，80％的问题也出在基层，这个案件折射出的问题，恐怕不仅仅是183个民工的工资这样简单。

　　另一位委员表示，这一案件最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也涉及司法公信的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予以改判，那么，老百姓真是“告状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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