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沈沂/城市快报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话剧是李叔同的春柳社，是周恩来的男扮女装，是曹禺的繁漪、陈白露,是曹禺改编《家》中的鸣凤、梅表姐。这些在中国话剧史上青史留名的人，都出自天津，出自这个北方的话剧中心。今年正是《雷雨》问世70周年，1934年，曹禺以天津的一个家庭为原型，完成了这部酝酿于南开中学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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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2月，南开中学的瑞庭礼堂，2000余座位座无虚席，这一年，12岁的李世瑜老先生就在其中，这一年他首次观看了曹禺主演的《财狂》，此后不久又有幸看到了曹禺诠释的鲁贵。

　　南开校庆三十年

　　曹禺上演悭吝人

　　对于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话剧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从1909年张伯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第一次公演，到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即公演新剧，南开的学子们对话剧的热爱无法言表。

　　1934年，适逢南开中学30年校庆、校长张伯苓60岁大寿，这一年，改编自莫里哀《悭吝人》的《财狂》于12月7日、8日在南开中学瑞庭礼堂公演。12月15日，南开校友会为天津市冬季赈济和救助贫苦儿童，特请《财狂》剧组再次演出，郑振铎、靳以特地从北平赶来观看演出。

　　曹禺以高度的创造性，把这个剧本中国化了，对于南开中学的学生来说，话剧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从1909年张伯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第一次公演，到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即公演新剧，南开的学子们对话剧的热爱无法言表。

　　“那时，为赈济举行了一个‘三六捐款’，所捐款项必须是3元6元、30元60元、300元600元……以此递增。捐款之后，便演出《财狂》。”

　　在李世瑜老先生的记忆中，灯光一亮，便看到了一个被悭吝附了体的人，舞台上的曹禺，已经把他的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阿巴公)的灵魂之中，一个干瘪的老头，手拿着鸡毛掸，在台上狂叫着：“我的钱！我的钱！”一声低浊的嘘喘，一个尖锐的哼，一阵恐怖的骷髅的笑，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和谐，当他睁大眼睛说“拉咱们的马车”时，落在人们心中的却只是一种骄矜，一种鄙陋的情绪。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到观众的整个感官。

　　《财狂》好评如潮涌

　　《雷雨》公演第一遭

　　据了解，为配合这次《财狂》公演，天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于12月7日刊出《〈财狂〉公演特刊》，其中有宋山的《关于莫里哀》、李健吾的《L'Arae的第四幕第四场》、常风的《莫里哀全集》。《益世报》也陆续发表章，有《〈财狂〉演员介绍———万家宝》、水波的《〈财狂〉的演出》、伯克的《〈财狂〉评》、岚岚的《看了〈财狂〉之后》等。

　　曹禺到《财狂》演出时，已进入他戏剧表演的峰巅状态。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此次演出“观众甚为拥挤，演毕甚受社会人士之好评”，“观众亦甚为踊跃，筹款成绩甚佳”。

　　1934年8月17日、18日，孤松剧团在天津师范学院礼堂正式公演了《雷雨》，这是国内第一次公演《雷雨》。

　　李世瑜老先生说，曹禺的个子长得不高，似乎不太为人所注意。但正是这个沉默内敛的人在舞台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光彩，他的表演天才在每一个角色中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无论是视财如命的吝啬鬼还是出身低微却趋炎附势的恶奴，曹禺以他富有魅力的表演，征服了每一位观众。

　　南开园里“九先生”

　　在南开中学里，有一位“九先生”，他是中国话剧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人。他叫张彭春，张伯苓的胞弟，排行老九。在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上个世纪30年代，张彭春还有一个外号———“生鸡子儿”，是学生们私底下取的。那时，张彭春刚从美国考察教育回来，向学生们提出一定要多吃生鸡蛋，他认为美国学生的体质之所以强健就与此有关，全校学生大会上他不忘多次“高呼”：“记住！一定要多吃生鸡子儿！”此后，学生们除了叫他“九先生”之外，还偷偷喊他“生鸡子儿”。而正是这位“生鸡子儿”成为了中国现代新剧的先行者，为话剧倾尽了毕生精力。

　　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高长德告诉记者，张彭春是第一个到国外学习欧美现代戏剧技术，并且在回国之后立即运用所学促进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中国人。这位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和哲学硕士学位的人，却将戏剧创作的新观念，导演、表演的新方法和自己创作的剧本带回了国内。

　　1916年他回国后，南开学校校刊也报道说：“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吾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

　　1916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他在美国创作的《醒》和由他导演的《一念差》。在其后20年间，张彭春在断断续续地协助其兄张伯苓主持南开学校校务的同时，编译名剧多种，并自任导演，精心组织师生演出。所演各剧，成绩斐然。像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又名《娜拉》)、《国民公敌》、《争强》、《财狂》等，均获好评。由他主持改编、导演的《新村正》，在京津两地演出影响很大。南开新剧团成员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系张彭春的学生。

　　天津话剧南开始

　　严范孙、张伯苓等都倡导话剧运动，继1909年的《用非所学》之后，1910年演出《箴膏起废》，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华娥传》，1913年演出《新少年》。

　　1914年，南开学校10周年纪念，演出《恩怨缘》一剧，大得社会好评，声誉大振，遂由师生合作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之周为团长，周恩来为布景部长。1915年公演《一元钱》，又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南开新剧的名声更大了。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因他对戏剧的爱好，遂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本年公演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和《一念差》。1917年演出滑稽戏《天作之合》。1918年公演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京津两地均有演出，影响颇大。胡适当时就说：“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味道，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顶好的了。”胡适对南开新剧团的评价，并不过誉。如果说，把春柳社等作为南方新剧运动的代表，那么，南开新剧团则是北方新剧运动之翘楚。

　　《新村正》

　　打破团圆主义

　　《新村正》写于1917年，1918年10月在天津公演，同年12月发表于《英文季报》上，仍然是以英汉语对照刊出。1919年5月，又刊登在《春柳》杂志上。这个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不但在南开新剧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剧作。

　　据高长德介绍，《新村正》写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段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革命成功后，他本该受到惩处，但是，他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当上了“新村正”，有些像后来鲁迅写的《阿Q正传》中的人物，那时旧时官僚又“咸与维新”了。此剧主题比较深刻，它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势力在农村与豪绅相勾结，造成农民的贫困破产，并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同时，它还反映了农民起而抗争的必然性，暗示出斗争力量壮大及其光明前景。

　　在京津一带上演后，鲁迅、周作人、胡适等都看过演出，陈大悲、宋春舫等人撰文评论，给予很高评价。《新青年》、《晨报》、《每周评论》、《新潮》、《春柳》、《新民意报》等都发表剧评和报道。宋春舫说：“我今天看了这本《新村正》，觉得非常满意。《新村正》的好处，就在打破这个团圆主义。那个万恶不赦的吴绅，凭他的阴谋，居然成了新村正。不但如此，人家还要送‘万民伞’给他。那个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李壮图，虽有一腔热血，只能在旁边握拳顿足，看他去耀武扬威呢。这样一做，可把吾国数千年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两句迷信话打破了。”

　　津门《日出》

　　下《雷雨》

　　在天津出生，天津成长的曹禺，将他所经历，所看到的一切都融入了《雷雨》和《日出》之中，“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社会上的事”。那英租界古老的洋房，那地道外肮脏的贫民区。“可以说，到处都有天津的影子。”高长德说，《日出》就更加明显了，渤海大楼、惠中饭店、南市、劝业场……

　　惠中饭店坐落在绿牌和黄牌电车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上，斜对面便是劝业场。在惠中饭店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对面墙壁上是一片长方形的窗子，窗外紧紧压贴着一所所楼房。除了清晨，太阳照进来，整天是不会有一线自然光亮的。曹禺间或到这里来，和朋友们谈戏聊天，偶尔也住在这里。这里，他曾看见像陈白露那样的交际花，连饭店的老板对这样的交际花也是另眼看待的，靠着她们来招徕“大人物”。据说，有一个交际花，因为她的靠山破产无法还债而服毒自杀了。

　　《日出》中的砸夯，是天津老地道的事物，那时盖房子、打地基，没有机器，一块大铁饼，分四个方向系绳，由四个人用力举起，然后砸下，一面劳动，一面唱。节奏感很强，唱起来也有劲。他们唱的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兴打趣的内容，有领唱。曹禺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写在日出里的夯歌，是他自己编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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