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生物研究会成立四周年的纪念照（左起第三人为陆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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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很难想象，一群留着辫子的清朝年轻人，手持抄网满大街扑蝴蝶的样子。但是，1908年四月初一这一天，一个专门以扑蝴蝶、采集标本、研究自然科学为宗旨的小团体———生物研究会在天津诞生。据当年生物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天津著名画家陆辛农(1888～1974)的后代陆惠元先生介绍，天津生物研究会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兴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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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陆惠元收藏的物品中，一张陆辛农留下的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生物研究会的活动场景。照片上的人物或坐或站，或检查或制作。屋内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图片。从照片上记录的时间看，这是生物研究会成立第四年、也就是宣统三年(1911)时的纪念照。

　　陆惠元指着照片左下角的一排小字说，照片上面的10个人按照顺序都注明了各自的姓名，其中不乏天津有名的人物。照片左起第一人(站立者)为天津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曾任天津《大公报》首任主笔的顾叔度先生；前排穿浅色衣服，留平头的就是他的祖父陆辛农，其余人士的姓名也能够通过照片一一找出。从照片上已经可以看出，生物研究会活动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并且吸引了天津名流的支持。另外，照片上的10个人中，有4个人已经剪了辫子，说明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十分新潮，而且敢于在公众场合出现却不加掩饰。

　　研究昆虫成最爱

　　请来日师讲博物

　　在采访中，陆惠元一再说明生物研究会是个业余的兴趣小组，而不是正规的组织，确实有他的道理。据其介绍，生物研究会是在民间出现的、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组织，所有的会员不是来自正规学校中的学生，是一群没有贡生、监生头衔的、具有维新思想、热爱大自然的生物学爱好者。

　　近代生物学19世纪后半期才传入中国，但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明令停止科举考试、广兴学堂教育后，生物学作为一门课程才开始进入学校课堂。为了培养适合新学教学的师资，1906年在天津城北成立了“北洋师范学堂”，开设数理化、史地和博物三科，即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1908年，陆辛农幼年时在私塾的同学金广才(照片前排观看标本的第五人)，就职于北洋师范学堂，为讲授博物学的日本人大津先生做助教(翻译)。由于在教学上需要板书插画，金广才便推荐以卖画为生的陆辛农前来帮忙。于是，大津一边教课，一边教授陆辛农生物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周日也经常带他们到郊外采集动植物标本。

　　研究植物昆虫成为这帮年轻人的最大爱好，经过商议之后，他们便自发地组织一个“生物研究会”，由顾叔度拟定章程并呈报天津县备案，会址设在城里盐店胡同陆辛农家。陆辛农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清政府为防止革命党，严禁集会结社，因生物研究会是科学性质，因此很快被批准并未遭到严查。”陆惠元告诉记者，那时的祖父可能已经成为了同盟会的成员，在后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中可以反映出这一猜测。不论这一猜测是否属实，有一点可以肯定，陆辛农当年确实借生物研究会，联络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少年画家发起人

　　自掏腰包赞会费

　　陆辛农作为天津的一位著名花鸟画家名扬四方，但他对于生物方面的研究与贡献，一般人则了解甚少。12岁那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陆辛农无法继续求学，于是在1901年拜在著名花鸟画家张和庵先生的门下学画。张和庵的画风崇尚写实，强调以写生为基本功，所以陆辛农从观察、临摹花卉的练习中，对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年之后，陆辛农画艺大进，于是张和庵亲自为他定下笔单(稿酬)，同时继续学画。

　　1904年，陆辛农学成出师，即以卖画为生担负起全家人的生活。那时，陆辛农年近16岁。陆惠元介绍说，在祖父刚刚开始卖画为生的那几年，按照所画种类的不同，所定笔单也高低不一，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说，当年16岁孩子的画能定到如此的价格(一家人靠一个孩子的作品为生，而且过得还相当不错)，恐怕也应该算做业内中上游的水平。当生物研究会成立后，陆辛农和金广才作为召集人，每到周日都要将会员们召集来，或采集制作标本，或研究讨论。研究会会费定为每日每人铜元一枚，多交不限。最初时会员仅10人左右，到1911年发展到20余人。作为生物研究会，必然要采集和制作标本，购买采集器材、参考书籍、显微镜等等，这些都要通过当时一家日本人开的药房购买。由于大部分会员没有宽裕的经济条件，所以所需款项大多都是由陆辛农用卖画的盈余支付。

　　踏遍青山乐采集

　　调查足迹走四方

　　在奇怪的目光注视中，这群不合潮流的年轻人高举着抄网走上街头。扑蝴蝶、扑蜻蜓，这些本来属于几岁儿童的行为，却体现在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身上，让当时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与摘花捏草比起来，捕捉昆虫更显得有趣，每人手中一个大抄网，对着天空一通挥舞，在嬉笑声中，各色昆虫落入了网中。

　　研究会的调查活动遍及天津的各个角落，然后向远处延伸。从天津城郊，后来便是京西妙峰山、香山、颐和园以及房山县和徐州，采集制作标本无数。当年的研究会员们出门都随身携带一个大个广口瓶，外面用皮套套住，斜挎在腰间，就像士兵携带的行军水壶。但这个瓶子可不是用来喝水的，而是用来杀死捉来的昆虫，业内称为“毒瓶”。陆惠元先生说，过去的这个“毒瓶”千真万确有毒，而且毒性很烈。在瓶底有石膏粉和氰化钾混合成的底座，上面盖有一层吸水纸，瓶口平时用软木塞盖住。捉到昆虫后，打开木塞，将昆虫放进去，昆虫本身携带的水分让氰化钾从混合物中挥发出来，在瓶中形成致命的毒气，不到几秒中昆虫就彻底死了。不过，由于氰化钾毒性过于强烈，为了防止采集者无辜中毒，后来都改用了乙醚或丙酮。

　　日本进口压榨器

　　制作科学标本精

　　陆惠元先生珍藏的这张照片上，陆辛农等几个会员正在低头制作标本。陆惠元指着祖父(陆辛农)手中的那台黑色仪器说：“这叫标本压榨器，是专门来制作植物标本用的。别小看这个仪器，当年它可是从日本进口来的呢。”

　　陆惠元向记者讲解了这台“古老”仪器的使用方法：“标本压榨器由三层厚木板罗列组成，每层木板的两边相同部位各有一个缺口，最下层木板两边有可以折叠的螺丝扣钢棍，把钢棍立起，可以把三层木板同时向下压紧。制作植物标本时，将吸水纸遮盖在植物上，轻轻放在中间的木板上，然后转动螺丝扣，直到木板间没有空隙。这样一天过后，打开木板，将吸水纸全部更换，然后再次压紧木板，两天后再更换一次吸水纸。一般经过三到四次这样的过程，一个合格的植物标本就出炉了。别看这样的步骤简单，但却十分科学，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持标本栩栩如生的感觉和效果。如果偷懒，做出来的标本肯定不似实物。原来祖父制作的那些标本，不但制作精细，而且还要用标签规规矩矩地标明采集日期、地点、采集人、科目、拉丁名。”

　　玩出名堂赛会获奖

　　生物研究会的行动，在现代人看来，绝对会被认为是特长生的培养方向。但在当年，就连生物研究会的发起人陆辛农，都坦然承认“纯属为了‘玩’儿”。但玩儿也分个高下，生物研究会终于玩儿出了名堂，在“南洋劝业会”上捧了个银奖回来。

　　陆辛农虽然要靠卖画维持家里生计，但平时不论画工多忙，周日也要集合会员四出采集，每有收获，则制成标本，经研究鉴定写成报告。另外，研究会还设有自己的手抄本刊物《生物学杂志》，研究会主要发起人顾叔度先生担任总编。会员们的采集记事或者有感而做的诗词歌赋，全部刊登在这本《生物学杂志》上。

　　宣统二年(1910)，“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陆惠元告诉记者，很多人以为“南洋劝业会”是在东南亚国家举行的赛会，那就大错特错了。“南洋劝业会”是晚清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博览会，全国有22个省参加，另外，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也派了代表团，在半年的时间里，参观人数达到30万人。当时，“南洋劝业会”作为一个全面检阅农、工、商以及教育推行“新政成果”的大型博览会，受到参展代表团的格外重视，天津考工厂(即后来的直隶商品陈列所)负责征集天津的参赛展品。研究会即以腊叶标本以及《生物学杂志》应征参加展出，在会上获得由农工商部颁发的银质褒奖奖章。

　　南洋劝业会空心造银牌

　　生物研究会的行动，在现代人看来，绝对会被认为是特长生的培养方向。但在当年，就连生物研究会的发起人陆辛农，都坦然承认“纯属为了‘玩’儿”。但玩儿也分个高下，生物研究会终于玩儿出了名堂，在“南洋劝业会”上捧了个银奖回来。

　　陆辛农虽然要靠卖画维持家里生计，但平时不论画工多忙，周日也要集合会员四出采集，每有收获，则制成标本，经研究鉴定写成报告。另外，研究会还设有自己的手抄本刊物《生物学杂志》，研究会主要发起人顾叔度先生担任总编。会员们的采集记事或者有感而做的诗词歌赋，全部刊登在这本《生物学杂志》上。

　　宣统二年(1910)，“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陆惠元告诉记者，很多人以为“南洋劝业会”是在东南亚国家举行的赛会，那就大错特错了。“南洋劝业会”是晚清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博览会，全国有22个省参加，另外，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也派了代表团，在半年的时间里，参观人数达到30万人。当时，“南洋劝业会”作为一个全面检阅农、工、商以及教育推行“新政成果”的大型博览会，受到参展代表团的格外重视，天津考工厂(即后来的直隶商品陈列所)负责征集天津的参赛展品。研究会即以腊叶标本以及《生物学杂志》应征参加展出，在会上获得由农工商部颁发的银质褒奖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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