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的20多处疑点和辩方提出的疑问，直至这次审判，公诉方和判决书仍然没有给出答案

　　本刊记者/孙展(发自河北)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案件。”辩护方律师吕宝祥在看完所有卷宗后如是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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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此言的事实是——在河北高院三次发给承德中院的《发还提纲》中，共列举了涉及本案的20多个疑点，其中多处是影响本案定性的关键性问题。

　　但遗憾的是，这些疑点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都没有释疑。

　　在1996年的《发还提纲》中，河北高院列举五处疑点，要求重点查明的有两处，一是四名被告均提出没有作案时间，这是否属实。第二是四名被告皆推翻供词，声称受到刑讯逼供。

　　1998年2月，河北高院第二次《发还提纲》中同样还是重点关注这两个问题，同时还提出四被告的串供录音存在问题，明确指出“原来被告人在供述作案过程上有很多矛盾点(不再一一列举)，后来逐步统一的，如果故意让被告人进行“统一口供”，这样取得供词是没什么价值的。”

　　在当年年底做出的第三份《发还提纲》中，河北高院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刑讯逼供和串供。同时，公安机关的鉴定材料与被告人被捕时间不相吻合；人未捕获，鉴定结果已经做出的等矛盾也被河北高院发现。

　　对上述系列问题和律师提出的疑问，承德中院没有给出答案，但在河北高院的《发还提纲》中，还是有一句话值得关注：“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

　　公安机关有没有刑讯逼供？

　　在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当中，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占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每当庭审期间，陈国清等人都会翻供，否认自己实施了抢劫杀人行为，并称警方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

　　据陈国清的一份上诉材料中称，“(11月3日下午)我转押到平泉县看守所……当我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七手八脚把我捆上了，用大背剑、塞瓶子、蹲马步等手段又逼我承认7月30日抢劫的事。”

　　陈还提到，警方“把我捆在椅子上，用电话线捆在手指上，脚趾上摇电话，电棍对我头部、生殖器同时相加。”

　　警方对陈所叙述的问题予以了坚决否认。承德公安机关出具了多份办案说明，证明自己在审案期间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双桥区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则开据证明材料称，“我局已于1980年淘汰使用手摇电话机”。

　　但是，据辩护人称，庭审期间曾多次要求对被告进行验伤均遭拒绝，最后一次庭审验伤结果也不得而知，在判决书中亦没有得到任何反映。

　　关键物证是否合法？

　　此案关键的物证为两项，一是1994年11月2日从陈国清家中搜出的一把带鞘的刀子；二是一枚遗落在现场的北戴河牌香烟烟头。

　　检方出具的有关刀子的鉴定书有两份，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承德市双桥公安分局刑警队送检的“死者刘福军的血一部，车后座前的血各一部，刀子一把”，检验结果表明刀子上的血与刘福军的血同为B型；另一份是在当年11月4日承德市公安局送检的“单刃匕首”一把，鉴定结果表明刀子上的血点与刘福军的血“结果均为Gm23(一)。”

　　被告律师认为，7月31日送检的刀子无法确认与陈国清等人有关——此时据陈等人被抓还有3个月。而11月4日送检的刀子，即便是从陈家搜出，也不能认定它就是杀害刘福军的凶器——人血的Gm23血清型非“＋”即“-”，因为几率过大，所以，根本无从据此判定刀子上的血迹就是被害人刘福军的血。从“Gm23血清型相同”到“血型”相同，再到“血”相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仅凭Gm23相同就认定这把刀是杀害刘福军的凶器，显得过于荒谬。

　　有关烟头的鉴定结果也有两份。一为1994年8月23日，承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送来“死者张明的血一部，车内提取烟头一个”。检验结果张明血性为B型，烟头上的唾液为A型。

　　令人惊讶的是，这份8月23日做出的鉴定中，居然有3个月后才被捕的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等人的血型检验，而单单杨士亮被检验了唾液，结果是A型。检验单后则添加了一行1996年7月25日做出的说明，“何国强的血、杨士亮的血、唾液均为1995年2月8日检验”。

　　另一份则是1995年3月14日送检的“小北戴河牌过滤烟头一个”，通过“剪取烟嘴部0.5cm一圈的烟纸”检验结果表明，“送检烟头上的唾液斑与杨士亮唾液是同一个体的准确率为99.06%”，但是当律师对此结果提出异议，要求重新检验时，这个仅用了“0.5cm一圈烟纸”的烟嘴却被告之全部用完了。辩护律师强调说，证物要具备证明力必须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等等特点，而此案中的烟头来源十分可疑，公诉方也从未出示现场提取烟头的照片，因此无法认定这份证据的证明力。

　　被告究竟有无作案时间？

　　在辩护中，律师方提出陈国清等人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一份承德市第二锅炉厂1994年7月、8月两个月载有陈清国名字的出勤簿上显示，陈国清在7月30日当天的记录是“1加”。而这也意味着陈国清不但在7月30日当天(第一起抢劫杀人案案发时间)按时出勤，并且有加班的行为。其工友也证实该厂的考勤制度相当严格，加班一般会到晚间9点。

　　而朱彦强也提到，在1994年8月16日之前，因为头部被打伤而在家休息。8月16日(第二起抢劫杀人案案发时间)，朱曾到村卫生所输液，医生还开具了处方。众多村民也证实朱在当时确实头部受伤。但据律师方称，这两件对被告人极为有利的证据被公安机关提走后，原件就失去踪影，而公诉方在庭审中，既不当庭宣读，也不请法院调取。

　　证人证言又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当律师找到这些证人时，他们都同意作证，有些还做了笔录，但公安或是检察机关按此名单再一次找到这些证人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表示不能确证以前所说的证言。

　　而法院判决时，引述的是被告自己的供述和相关证人不确定的证言，从而判定陈国清虽然加班但是中途离厂，判定朱彦强虽然受伤，但不影响作案。

　　赃物到底去向何方？

　　公诉方称，“7·30”案件中，两被告“从(被害人)身上、车上抢走人民币三百余元，BP机一个、车钥匙等物，作案后逃离现场。”在“8·16”案中，四名被告“抢劫被害人现金四百余元、BP机一个、车钥匙一串后弃车逃离。”

　　但是，据警方在四名被告家中的多次搜查，没能起获任何有关在此案件中提到的赃物，而四被告的供述显示，他们又不停变换“窝藏”地点，但所有实地搜查却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被告在口供中供出的一些“赃物”，却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如被告人曾供述，将被害司机张明出租车上带血的坐垫或毛巾被之类的物品扔到河里，公安机关未能查获。而且张明的哥哥张智证明，其车上没有这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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