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车耳

　　说美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一点也不冤枉它。美国的警力庞大，人数众多，权力大到泛滥的程度，经常将人民内部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而且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告密系统。

　　全美国的警力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只纽约市就号称3万，警察随处可见，他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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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群四处走动，或者站在那盯着来往的行人，要不就坐在车里到处巡视。美国警察一般不单独行动，一点小事也两个人以上才能出动。美国警察“两人同行”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或者还有点法律上的因素。因为美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带枪的人到处都有，警察也成了惊弓之鸟。

　　煞有介事小题大做

　　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的人都可能会回忆起反映越南战争的影片中，美军一旦遭遇抵抗，还搞不清是自己人多还是敌人人多，就赶紧拿起步话机请求炮火支援、空中支援，然后就看到战机频频掠过，炮火齐轰。美国人的战斗机随叫随到，海上还布有大规模的舰队，战场上的美军只要报出敌人的方位，不一会儿对方的阵地，或者其隐蔽的森林就会被炸成一片火海。看到这时你会感到美国的通讯系统和武力强大的程度，美国人正是凭其实力与对手进行以优战劣、以多胜少的角斗。

　　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多年，对美国社会已有相当了解，学会了入乡随俗，只是依然保持一个中国人的胃，常去中国城买菜。那天，他带着70岁的老父亲和刚生完小孩的妻子去纽约市法拉盛的中国城，买完菜装车的时候被警察抄了车牌，说他是双排停车违规。他争辩说只是停几分钟，装完菜就走，警察不干一定要罚款。美国法律是只要停车时没有上下人都算违规，但是暂停一下马上就走，又不影响交通，而且车上一直坐着人，意味着不想在这里久停，警察完全可以告诫一声了事，况且大部分情况也是这个结局。但是那天双方较起劲来，我的朋友一直拉着警察理论，结果这一男一女两个警察以他妨碍公务为由，用传呼机叫来了8辆警车，十几个警察将两边的路口堵得水泄不通，交通大乱，人们以为发生什么抢劫案了。围观者达数十人——一个停车罚款演变成一场激烈冲突。开罚单的女警察讹称我的朋友在争论中碰了她的手，有暴力行为，要逮捕他。另一个男警察就上来拧他的双臂，打了他好几拳。一直在车上的老父亲看不下去了下来拉架，又被警察三下五除二地按在地上，膝盖都磕破了，然后双双被逮捕，罪名是“违章、袭警和拒捕”。

　　美国警察还喜欢飞车追逐，我在电视新闻中多次看到这类报道，那种空中直升飞机导航，地面上十几辆警车追一辆超速汽车的架式，看着就和好莱坞大片一样惊险。我就亲眼目睹过这种场面：一辆被追逐的车在黑夜中疾驰，五六辆警车呼啸着一字排开跟在后面，上面至少一架直升飞机用强光打在地面的逃车上，还用步话机给警车引路，同时通知其他警车在前面拦截，结果那辆逃车闯红灯、逆行、开上人行道，左冲右突，慌乱中开进一个死胡同，随后弃车而逃。五六个警察也弃车追了上去，最后在一个树丛里把此人捉住。

　　我不知道被追的那家伙犯了什么错，但是在那种状况下被追逐，人不疯狂也得被吓个半死。追逐的过程对其他的车辆、行人、甚至住宅都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因为被追的人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处在一种不理智的状态中，而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警察造成的。其实他不过是超了点速，或者叫他停车他没停。

　　轻罪重判无罪判罪

　　中国在苦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常常小题大做、无中生有，将一点点“错误”无限上纲上线，还根据问题的严重性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且往往将人民内部矛盾化作敌我矛盾处理。美国人也经常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处理。

　　纽约州有一名意大利裔妇女偷了8包香烟、2瓶眼药水和3瓶除臭剂，总值25美元，最后被判坐牢两年，还被遣返回原藉。这个意大利裔妇女，5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嫁了个美国人，生了两个孩子。她虽偷盗多次，但数额都不多，被判刑两年不说，根据1996年以后修改的联邦移民法，凡坐牢超过一年以上的非美国公民身份的人都会被划为恶性重罪犯，并被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小偷小摸的轻罪，因为其身份就一下子归为重罪犯了，还要被遣回她离开30多年举目无亲的老家，而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是美国人。

　　2000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核物理学家李文和的遭遇令人印象深刻，他只在计算机里下载了一些可以在公开资料库中轻易取得的文件，就被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指控是中国间谍，未经审判就把他关了278天，其间警方和检查官一直对他进行逼供，最后实在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好与他协商，让他承认一些小错，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一个台阶下，然后将他释放。主审此案的法官派克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看到证据不足，怀疑起诉李文和背后的政治背景。在释放当天的法庭上，他正式向李文和道歉。他是这样说的：“李博士，我为美国行政部门拘禁你的不公平方式，向你表达诚挚的道歉。”当天，世界各大报纸都登出了这个勇敢法官的肺腑之言。而李文和这个声称热爱美国这个“他自己国家的人”，学到的是：“不再相信我的政府和几乎所有替政府工作的人，永远不要在没有律师或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与联邦调查局的人讲话。”

　　告密出于法律观念

　　说美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不仅是因为它警察人数众多，权力过大，还因为全社会都被熏陶出告密的习惯。告密俗称“打小报告”，就是向有关方面告发别人的秘密活动，自己却不公开出面。

　　纽约一位华人夫妇给孩子洗澡时水太热，小孩的身体有点烫伤，他们赶紧送到医院去看。结果病没治完，两人却遭到警方逮捕，孩子也被社工带走，因为医院向警方告密说他们虐待儿童。这种例子在美国经常听说。因为打子女，将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完全可能被学校或邻居告发，美国人乐此不疲。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教师、社工或医生如果怀疑有人虐待儿童，应立即通知政府有关单位，不通知的话会遭到处罚。这个规定造就了大量“热心的”美国人，他们看不惯其他族裔的生活习惯，将许多华人认为是自家的事当成危害儿童的罪，常常活活拆散一个家庭。

　　纽约街头一对中国藉的夫妇吵架，互相推拉了几下就被附近的邻居报案，警察赶到后将丈夫抓回警察局。这名华人男子不会说英语，警察也懒得和他沟通，就径自给他套上一个“打劫”的罪名，在拘留所莫名其妙地被关了4天后，这老兄才发现自己被起诉了。她的妻子也很气愤，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被“打劫”，警察是怎么编出来的？

　　纽约还发生过警察打人被录像、控告的事情。起因是一位居民报警说，一名男子在他房子附近站着不走。警察闻讯赶来，与那名男子没谈几句，突然拳脚相加，向他大打出手，扯其衣服，把他摔倒在地。当时的情况都被录下来，而录像的人正是告发者。这个居民看来良心未泯，他没想到一个电话竟造成这样的结局，所以他把这盘录像带公开出来，连警察也一块告了。

　　在纽约地铁站你会看到这样的广告：对妇女——“挨打了吗？给我们打电话”；对移民——“受歧视了吗？给我们打电话。”在警察局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告示：“有谁非法用枪吗？给我们打电话，奖金100美元。”美国人习惯以钱量罪，重奖悬赏，鼓励人们揭发犯罪行为。这本来没错，只是这种做法常常被滥用。

　　美国警察的权力大，警察自己也知道。他们事无巨细，大小事都管，美国人也习惯警察的干预，动不动就叫警察。“我找警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和护身符。

　　警察滥杀无罪释放

　　美国警察不仅滥用权力，还滥杀无辜。一次4个警察在搜捕一个抢劫犯时打死一名无辜的黑人。他们在这黑人的家门口准备搜查他时，让他举起双手，就在这个黑人举手之前从胸前口袋里抽出钱包的时候，被几个警察误以为他在掏枪，结果4名警察乱枪齐发，在5米之内开了41枪，将这个可怜的黑人打得身上弹孔累累，当场气绝身亡。后来证实这个黑人并不是他们要查找的人，身上也没带武器，而这4名滥杀无辜的白人警察最后竟被判无罪释放。更令人气愤的是，纽约政府将审判法庭设在远离纽约市的一个白人区，而不是案发地黑人居多的纽约市，声称“避开种族原因，公平审理”。

　　美国有庞大的警察队伍，事情严重一点的话，联邦层次上还有“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这两个机构中FBI主管对国内的侦查，CIA主管对国外的侦查。不仅美国的居民，全世界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下。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这点没错。但法律也是人制定的，同样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一个政府如果对其司法机构过于偏袒，执法者很容易打着法律的旗号，将自己视为法律的化身，从而滥用权力。结果便与初衷相违背，法制国家就成了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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