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伤口

　　1937年7月29日

　　所有的南开人都应当铭记这一天。从这天夜里开始，美丽的南开园惨遭蹂躏，坚强的南开人开始辗转南迁再续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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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种潜在的力量，有时候我们在历史的真相面前不能不感到震惊，不仅是历史事实本身，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心灵。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温南开的累累伤痕和奋进精神。

　　爱国抗日

　　1931年，一个民族危难国家悬系的年头，南开人的爱国热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淋漓迸发。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南开大学东北同学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成立了国难救国会，统筹学生抗日救国事宜。9月20日，张伯苓发表《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慷慨激昂语重心长，他勉励南开学生“抱为国奋斗至死不腐之志，将问题观察透彻，认识清楚，沉着精进，从事准备工作”。停开迎新会和校庆纪念活动哀悼国难，举办国货展览会抵制日货，赴南京请愿呼吁团结抗日，组织募捐队，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南开的学生们为国家的命运“放声痛哭”、“饮食难下”；南开的教授们关心国难“提书授课时，泪盈盈而欲泣”；张伯苓校长不顾私立学校的财政负担，先后接纳了78名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免费借读。在“九·一八”之后掀起的爱国抗日大潮中，时时会有南开师生的身影。这就是南开人的爱国热情，这就是南开人的民族精神！

　　1933年，南开师生前往河北三河慰问29军抗日将士，师生们高喊：“你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们的子女，你们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姊妹……”台下铁人般的将士在那里流着热泪。不久之后，这些将士大部分牺牲在喜峰口战役中。

　　1934年春天，清明节的濛濛细雨让南开师生始终放不下祭奠英烈的念头，张伯苓派三位师生代表前往埋葬喜峰口阵亡将士尸骨的石门镇扫墓、献花、植树。张伯苓对他们三人说：“二十九军和南开学校，可以说是两个弟兄团体，因为这两个团体的目的与精神是相同的。南开之不忘他们，正如同弟弟不忘杀贼身死的哥哥。”

　　赵宜伦、沈士杰、郭荣生等三人于4月9日下午出发，取道北平、通州、三河、渔阳等地，辗转到达石门镇。虽然山清水秀也免不了一路风尘，他们三位毫不在乎，因为代表南开学校向为国捐躯的壮士尽心是一个光荣的使命。4月10日下午，三人来到英烈安息处，恭敬虔诚地献上两个花圈，上下款分别写的是：“敬献给二十九军全体抗日阵亡将士灵前，天津南开学校大、中、女、小四部全体师生鞠躬。”

　　群山肃穆，风云含悲，面对英烈，南开学子禁不住凄然落泪。鞠躬行礼后，赵宜伦对安息的英灵说道：“今天我们三人代表天津南开学校大、中、女、小四部全体师生，由天津特意到这里来看望诸位。诸位都好吗？有人说你们死了，其实你们并没有死呀！说你们死了的人正是死了，而诸位仍然是健康地活着。去年的今天是你们哭的时候，而今年的今天是我们哭的时候了。你们还记得去年在三河，南开师生和你们讲话时的情景吗？……你们得到命令，半夜功夫便从三河跑到喜峰口，一夜就立下千古不朽的奇功。你们的鲜血染红了长城，你们的鲜血塞住了日军的坦克车，现在你们的骨头在这里休息。我们哭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热血振作不起将亡的民族。你们诸位在这里静静地安息养伤吧，你们的骨头一样可以举起大刀和敌人厮杀！”

　　凭吊祭奠仪式后，大家高唱着《满江红》，气氛悲壮、凝重、浓烈。赵宜伦、沈士杰、郭荣生三人向周围观礼的民众讲述了南开学校师生对为国捐躯将士的钦敬之情，并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共抗日寇。

　　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在石门镇东墙下种了25株白杨树，象征南开师生继承阵亡壮士遗志，宛如白杨一般坚忍不拔、同仇敌忾，并书横木牌以留纪念。山村宁静，长城巍峨，南开学校师生与民族、国家共命运的决心仿佛化作丰碑矗立在青山绿野的古战场上。

　　惨遭毁掠

　　下午，一片寂静。外国记者又被请到日本的新闻发布会议室。“先生们，”那位在英国受过训练的、衣冠楚楚的日本上尉说：“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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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什么理由轰炸一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问。

　　“先生们，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抗日拥共，他们老是给我们制造麻烦。”

　　这是爱波斯坦在《人民之战》中的记录，它清楚地道出了美丽的南开大学缘何成为日寇毁掠的对象。

　　“在七月二十九日夜里两点钟，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林语堂《京华烟云》第43章)日寇终于下手了，冲着爱国抗日的南开师生，冲着美丽的南开园。

　　7月30日凌晨1点，日军开始向南开大学开炮。30日下午2时“日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大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刻已起火。”30日下午3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临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望者，皆嗟叹不已。”

　　日本人就这样毁掠了南开大学，而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也遭到了日寇的严重侵扰。数十年惨淡经营一夜之间满目疮痍，张伯苓的心中溢满了悲痛。但是日寇炸不垮南开的毅力和劲头，张伯苓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弦歌不辍

　　辞却了五朝宫阙，辛苦劳顿前往衡山湘水，南开师生要在战火纷飞中续写自己的教育救国篇章。日寇毁校后，南开大学举校南迁，在长沙城东的韭菜园租借了圣经学院和涵德女校，与北大、清华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学生们都怀着这样一个信念：战争总要过去，我们要为救亡而读书，为建设国家而读书！

　　此前，深谋远虑的张伯苓已经洞悉国危，未雨绸缪，在重庆建立了南渝中学(后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以存续南开学校的中学血脉。平津沦陷后，南开中学辗转内迁重庆，在南渝中学继续教学授课。

　　然而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告急，长沙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南迁昆明。

　　风萧萧兮湘水寒，路茫茫兮黔岭长。南开学生组成步行团，在黄钰生等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数千里的山水坎坷、道路崎岖，文弱的书生艰苦跋涉，为的就是一个目标：传承薪火，教育救国。徒步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穿布鞋、住草房、吃糙米，历遍风雨，踏尽坎坷，南开与北大、清华三校师生在步行的患难途程中融为一体，大家看到了校园里不能看到的真实国情，体味到什么是“家徒四壁”、“贫苦”、“疾苦”，什么是在危难中仍不愿屈服的人民。

　　1938年4月，步行团抵达昆明；同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滇成立。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任常委，以张伯苓为首，共同负责联大校政。夏，南开大学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南开商科研究所在昆明、贵阳设立办事处，继续研究工作。

　　昆明虽然是大后方，但丧失了制空权，时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有一次，日军轰炸机隆隆呼啸而来，防空警报凄厉作响，两位联大的学生却毫不畏惧，蹲在防空洞口畔，听着敌机俯冲扫射的尖啸声，看着炸弹在山头爆炸，洞壁因受震而尘土崩落，他们依旧诵诗念赋，镇定自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为了躲避敌机对住宅的轰炸，许多教授迁到郊外农村居住，住得最远的在50多里外的呈贡。进城讲课要坐小马车，或者步行，非常辛苦。遇到雨天，则泥泞路滑，赶到教室已是形如落汤鸡，但上课时他们仍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这就是国难时刻南开师生愈挫愈奋的毅力，这就是南开人在淫威下不屈服的可贵姿态!用文化的理想和思想来对抗深处地狱中的苦难，他们的求知、办学与学术研究从未因日寇疯狂倾泻的弹雨而有片刻停止！特殊的环境锻造了坚强的意志，南开人就这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昆明与清华、北大师生共体时艰，于国难之中高擎教育救国的旗帜，笳吹弦诵春风化雨。

　　“南开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不是满足，而是长进，凭着这种精神，创造一切，解决一切”，张伯苓校长对南开在战火硝烟中的乐观态度和苦干精神这样表述。不必历数校舍破陋生活简劣；不必惊叹冠盖云集群贤尽至；不必感慨儒雅谈笑斯文往来。联大八年，刚毅坚卓，群星璀璨，闪耀寰宇！弦歌不辍的精神以强大的穿透力，跨越时间，跨越地域，写下了南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诗篇。

　　今天，在对南开的这段伤痕和磨难进行发掘重温时，我的心底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念。

　　想念大智大勇的张伯苓校长，一个人那样深刻地影响一个系列学校的事情不多，一个学校如此多方面地接受一个人的恩惠更是少有，张伯苓为什么能让南开有无穷尽的生命冲破战火不断绵延？想念奔波辛苦的黄钰生先生，一个人一生追随他敬仰的校长为南开的琐碎管理和具体建设殚精竭虑，黄钰生为什么在调离南开后至死还念念不忘他与南开的深情厚谊？想念德高望重的杨石先校长，一个人一辈子的学术智慧和运筹才智都挥洒给一所大学，杨石先为什么要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播撒在马蹄湖畔？想念伉乃如先生，想念陈序经先生，想念邱宗岳先生，想念姜立夫先生，想念喻传鉴先生，想念李卓敏先生……

　　我知道，我想念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干劲、一种风范，而这些对于百年的南开至关重要。

　　当我们在今天的南开园里飞扬青春，笑语欢言的时候，我们是否记起她曾毁于硝烟、满目疮痍？我们是否记起她曾历劫涅槃、浴火重生？我们是否记起前贤重兴百废、再造南开的曲折和艰难？我们是否记起先人动心忍性、笳吹弦诵的壮怀和磐志？

　　从南开往昔的伤痕中可以汲取和获得什么？这是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应该思考的，也是进行百年南开纪念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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