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樊曦 傅双琪

　　橘红色外墙的6层大楼，蓝顶白墙的车间，修剪平整的草坪散落其间，不经意还会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贝多芬的一句名言。直到视线触及高高的围墙，以及墙上密布的高压电网和武警站岗的塔楼，人们才会意识到这里是一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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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关押着7000多人的监狱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搬家”故事。

　　山中岁月

　　由成都到雅安，平整的高速公路开车1个半小时左右。两边的风景由平缓的春日田野渐渐变为云雾缭绕的群山。

　　由雅安市到川西监狱旧址所在的芦山县，道路开始在山岭之间蜿蜒出没。

　　由山脚下的芦山县城到监狱旧址，土路在半山腰代替了柏油路面，因为刚下过雨，路面有些泥泞。

　　这是四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夜雾正慢慢由山谷里升上来，弥漫在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茶场之间。

　　自1953年以来，这附近方圆43.42平方公里的4座高山上，分散着川西监狱的57个分监区，最多的时候曾经关押过9000多名犯人。

　　不过，现在，大多数监舍已是人去楼空，仅余下8个分监区留守山上的茶园。不久的将来，这100多名狱警和1000多名犯人也将离开这里，搬往成都的新监狱。

　　留守监区之一的21分监区坐落在茶园围绕的山坡上。采茶的人们收工了，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他们都穿着肩上带白色竖条纹的蓝色工作服，这是中国监狱统一的囚服。

　　院子里两排平房和一栋建于70年代的两层旧楼，灰瓦、砖墙，廊柱上刷着白底黑字“改造人的特殊学校”。

　　山脚下县城里人们已经穿上了薄薄的衬衣，这里的狱警和犯人们都还穿着冬天厚厚的棉服。“山上一年有40多天下大雪，下雨的时候，就数不过来。”分监区长刘大华说。

　　他已经有两个月没下过山了。和他一样，平常除了每8到10天派人到芦山县城采购一次食物，狱警们很少下山。

　　从山上到山下12公里，有5、6公里是不足3米宽的崎岖土路。虽然坐车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到县城，可是因为没有公共交通，他们有时不得不步行。天晴的时候要花上两三个钟头。而雨天路面泥泞，时间就更长了。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6年的刘大华说：“没办法，我们只有几辆摩托车，不可能给干警们私人用。”

　　山上的监舍和办公楼有不少还是五六十年代的建筑，最新的是八十年代建的。而另外一个大问题竟是缺水。

　　“这里虽然常常下雨，可是山体是石灰岩结构，存不住水。到了冬天，用水就是个大麻烦。”同样留守此地的二监区监区长贺平说，“我们只能自己建储水库。不过，存了几个月的水，喝起来味道不是太好。”

　　川西监狱监狱长巫邦志说：“因为历史的原因，包括川西监狱在内的不少老监狱都建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那时候，人们认为把服刑人员关在大山里，和社会完全隔绝开来，能让他们好好改造。可是，时代变了，如今我们发现，这样的隔绝反而妨碍了改造。”

　　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服刑人员们能够学习的劳动技能多数是如何采茶、制茶或种地，以及少数简单的手工劳动。“这些技能对他们刑满以后找工作没有多大帮助，但是在山上，我们根本不可能聘请到好的技师到监狱来。”巫邦志说。

　　川西监狱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要把关押着7000多名犯人的监狱搬到城里去。

　　这次“搬家”花了近5年的时间：1999年开始筹划；2001年新的监狱动工；2002年11月，1900多名女犯全部完成搬迁，而男犯们则是一小批一小批分数次搬到新监狱。

　　城里时光

　　与旧址各个分监区分散在不同的山头相比，新的川西监狱有着一所现代化监狱该有的基础设施：4.5米以上的围墙、高压电网、武警站岗的塔楼和6层监舍大楼，每层有24间监舍，两个使用天然气的公共浴室，一间大教室。大楼里还有一个图书馆。

　　在整洁、干净的女犯监区里，与过去一间住20到30个犯人的情况不同，新的监舍12个人一间，附带卫生间、衣柜和电扇。犯人床边的墙上贴着各式各样颜色鲜艳的布贴和贺卡，有些是犯人们自己手工做，有些是托干警买来的。

　　监舍的走廊也与众不同，被犯人和狱警们亲切地称为监狱的“文化艺术长廊”。墙上挂着贝多芬、邱吉尔这些名人的人生警句，还有干警和犯人们自己的心情寄语。

　　34岁的黄凯因为抢劫被判处了7年监禁，在监狱旧址关押的3年多时间里，他曾经逃跑过一次，但没有成功。他说：“家里人每次来看我要在路上花几天的时间，转好几次车到了山下，没有公共汽车，还要雇老乡的车上山，所以那时候大概一年我才能见他们一次。”

　　搬到新监狱以后，黄凯的妻子一个多月来看他一次。“现在来回一天就够，见得多，感情好多了，我比从前更迫切地希望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出狱。”他说。

　　“新监狱里服刑人员劳动改造都在室内，监区周围警戒设施也比旧址先进很多，和过去户外劳动相比，逃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巫邦志说。

　　新的监狱有了能容纳400多人的习艺车间，犯人们可以跟聘请来的技师们学习缝纫、制衣、制鞋和制作家具等手艺。今年5月，有62名犯人将参加职业技术资格自学考试。监狱正与龙泉区教育部门商讨在监狱里设立成人自学考试的考点。

　　因为贩毒被监禁23年的彝族女犯杨顺美在一群齐耳短发的女犯中显得有些不同，监狱因为尊重少数民族犯人的传统，允许她留披肩长发。去年川西监狱第一次成立演出团，她成了其中一员。她和其他19名演出团成员每天最主要的活动是跟一位舞蹈老师学习跳舞和简单的编舞。

　　“3月底，我们还看了一场演出，一些有名的笑星到我们这里来表演。”她说。这些都是搬家后发生的新鲜事。

　　监狱现在正在对12名女警进行法律知识和心理咨询方面的培训，计划成立女警施教中心。她们将通过电话和电脑给监狱的男犯们进行心理咨询，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凭借女性的耐心和细心帮助他们更好的改造。

　　墙外新生活

　　川西监狱的狱警们当中流传着这么一个略带辛酸的小故事：监狱还在旧址的时候，一位女狱警把自小在山上监区里长大的女儿送到了山下县城的幼儿园。幼儿园老师问：“哪位小朋友会唱歌？”这个4岁的孩子举了手。可是，她唱的歌老师和同学们从来没听过，也没听懂。

　　那首歌叫做《逃跑无出路》，是狱警教育犯人的歌。

　　刘大华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神色很平静。类似的故事可能在他的孩子，在很多狱警的孩子们身上都发生过。

　　川西监狱的搬迁不仅改变了大墙内的生活，也给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们带来了戏剧性的人生转折，用他们的话说：“没想过有这一天”。

　　35岁的女狱警刘庆春去年7月从监狱旧址搬到了龙泉区的新家，140平米的公寓在一个住宅小区里，离新的监狱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她的家看上去是普通城市居民的新居。宽敞的客厅里，乳白的沙发摆在明亮的落地窗旁边，卧室里家具很朴素。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刘庆春说。看过她的旧居，才能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大多数狱警在监狱旧址那里的宿舍是一间20平米左右的房间，前后分隔成两间。明亮一点的那间兼做办公室和客厅，光线昏暗的里间是卧室，最里面是狭小的厨房。山里天气潮湿，被褥常常数天不干。

　　刘庆春的先生和她一样是川西监狱的狱警。尽管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们结婚后却有七八年的时间两地分居。夫妇二人在不同的监区工作，每个月只有休假的几天可以见个面，探望一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有的同事，夫妻两个工作的地方隔山相望，甚至可以互相喊话，可是见个面却要翻几个山头。”她说。

　　到新监狱来工作以后，刘庆春夫妇每天下班都可以回家，一家人一起吃晚饭，享受久违的团圆。

　　“其实，在老地方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娃娃的上学问题。那边的学校教育质量和城里的不能比。”刘庆春说。

　　她的儿子现在7岁，在龙泉区一所重点小学上课。课余，每周上一次武术课，还开始学习吹黑管。“刚上这里的小学，他真是跟不上，可是，现在，和城里的孩子比一点不差。”刘庆春说。

　　今年，川西监狱计划新聘19位狱警，结果有六七百人来报名。这是搬家之前从未发生的情况。那时，要留下年轻的狱警可是件艰巨的工作。

　　川西监狱的搬迁在四川省，甚至整个中国都不是个例外。中国司法部计划在2010年之前将地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的监狱迁移到中心城市、交通干线附近。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为此投入了44.6亿元。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地处偏远地区的监狱，自然环境艰苦，基础设施落后，有些地方还受到洪水、地震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当地卫生、生活和文化环境也比较差。

　　“调整监狱布局将有利于提高改造罪犯的质量，引入先进的改造手段，推进监狱体制改革。”张福森说。

　　中国监狱正致力于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罪犯改造，鼓励罪犯家属、专家、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与监狱警察合作帮助罪犯改造，增强罪犯获释后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监狱交通条件的改善将方便社会力量帮教和罪犯家属会见犯人。

　　四川省是国家列出的6个重点省份之一。“建一个新监狱需要的投资巨大，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巫邦志说。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局长李文华说，四川计划将原有43个监狱减少到34个，并搬迁10个监狱，改建扩建20个。目前，除了川西监狱，还有3所监狱的新址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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