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责任人作出处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谢木喜引咎辞职。从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到前天浙江海宁市市长张仁贵，这些天来，“引咎辞职”成为一个“出镜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人们由此可以预期，引咎辞职已不是“一阵风”式的权宜之计，而正在变为一种对失职官员常态的问责方式。
引咎辞职能够成为常态，自然意义重大。但如果对此次引咎辞职现象进行分析，仍
能发现有若干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引咎辞职的动力来自哪里。在我们看来，引咎辞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传达了这样的信号：因为过去“问责制”中“问”的方向常常来自于“上级”，容易导致某些官员只对其上级负责；而引咎辞职的推行，表明一个官员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公众负责。所以引咎辞职不应该是上级的强制作用的结果（如果这样干脆免职和撤职更能产生震动），而应是失职官员自感辜负公众信任而主动放弃职位。公众越能更多地影响官员的去留，引咎辞职的现象就会越多地出现，民主政治的前进步伐就会大大地加快。
如果承认引咎辞职的主要动力来自公众，就要继续拓宽公众的表达渠道，在一个事件发生后，公众可以对此形成社会舆论，发出“该由谁对此负责”的追问，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负责官员才可能有主动的表示辞职。
第二，引咎辞职是不是一种处分。四川省有关部门认为谢木喜工作不深入，环保意识淡薄，对污染问题失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引咎辞职”。谢木喜表示，“自己深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意接受处分”。显然，谢木喜是把引咎辞职作为了一种政纪处分。
但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几种，并没有引咎辞职的规定。那么，引咎辞职是不是一种处分呢？因为引咎辞职是官员的自觉行为和个人行为，显然不易规定一个官员的内心道德取向，如果觉得他不适合其现在岗位，完全可以免职或撤职。当然，经过论证，如果认为有必要在现有公务员的处分种类中增加“引咎辞职”一项，也应该对公务员暂行条例进行补充和修改。
第三，引咎辞职官员的去向。官员引咎辞职离开原职，他原来享受的福利待遇以及今后的任用需要明确。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受到处分的公务员的惩戒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受撤职处分的，同时降低级别和职务工资；受行政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除受警告以外的行政处分的，并不得晋升工资档次”等等。那么，对引咎辞职的官员，他的福利待遇有没有改变？怎么改变？是不是允许他易地为官？如果允许，以怎样的级别和待遇、经过怎样的程序？
这些问题是引咎辞职现象出现以后的新问题，也是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果不进行规范，一些负有行政责任的官员就可能把引咎辞职作为逃避公众问责的“挡箭牌”，一些有袒护之心的上级官员也会找个机会给辞职官员调换个位置，而公众也会把引咎辞职误认为是“作秀”之举。
引咎辞职作为“官员问责制”的一部分，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确立后的必然，所以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但因其是一个新生事物，才需要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去规范。给官员一种警醒，给公众一个明白。本报评论员艾君 相关报道见A04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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