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凯

　　土地在中国一直是有着特殊敏感和特殊意义的资源

　　2003年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战略资源都在涨价。比如石油，这个曾经以水一样便宜的价格支撑了美国、日本等国经济腾飞的资源，如今围定了每桶30美元的标尺价格。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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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2003年的中国，另一种战略物资的价格波动更使人心悸，那就是粮食。

　　粮食来自土地

　　全世界不少作家都在一些作品中描述过饥饿的感觉。对于那种最接近人类生理本性的折磨，所有经历过的人都会有相通的感受。

　　粮食来自土地。由大自然通过土地耕种这种奇特的方式赐予人类。“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土地不但决定着人们的直接生存，也决定着人们的间接生存。

　　国际公认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是0.795亩。翻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报纸，会发现有一个说法在反复出现，那就是:中国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就在这种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下，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平均每年减少近4000万亩。已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警戒线。《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仅2003年，全国净减少耕地253.74万公顷，人均耕地已由2002年的0.098公顷降为0.095公顷。与上年相比减少2.01%。

　　中国有20.3%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地区。与之相较，世界平均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地方。中国目前的7000万贫困人口，大部分居住于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的西部地区。显而易见，人口的贫困与他们所处的生存条件较差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耕地面积只有国土的十分之一，与之比较，印度耕地占国土的55%，人均耕地是中国的2倍；美国耕地占国土的20%，人均耕地是中国的9倍。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中国同美国、印度都是世界上粮食生产大国，在耕地面积小于美国、印度的条件下，中国的粮食产量却位居世界第一，粮食单产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的5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

　　显而易见，土地是中国最根本的战略资源。

　　如今，中国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不包括海洋的话，只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约30%。如今，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已处于荒漠前沿的包围之中，从来远离沙漠的中国南方也开始出现成片的沙漠，半个多世纪以来，因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中国大约有近30%的国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而人口增加了近两倍。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恶化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饮鸩止渴的开垦

　　中国1949年前的有钱人，投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在乡下买地;一是在城镇开办工商企业。相比而言，购买土地是回报率低但十分稳妥、基本没有风险的投资取向。

　　但在1949年后，不同的投资方式既决定了完全不同的投资回报，又决定了投资者完全不同的命运。工商业者从财富到人本身，都得到了相对来讲无比优越的理解和尊重，他们的财富被保全，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还得以进入人大或政协等机构。在遭受“文革”的冲击后，当改革开放一开始，他们的财富马上被归还;他们的地位一跃千里，成为被充分倚重的旗帜。而地主们则远没有如此幸运，虽然他们的主要财富——土地，在那个年代和工厂一样值钱，但在解放后，他们的土地、住房等个人财产被完全剥夺。

　　城乡之间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工厂拆分给工人——即使是通过股份制的方式也没有。而在农村，地主的土地被完全剥夺，公平地分给了农民。深得人心的土地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实现了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而这种激烈的变革，迅即对生产力的提高起到巨大的良性作用。中国的粮食产量逐年大幅提高。

　　到了1957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339公斤。这个产量与中国自己的以往纵向比较是个令人欣喜的数字;但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还有很大距离。1949年以后不断提高的粮食产量和与其他国家的产量差距，使得领导人在信心和压力之间寻求释放点。这直接引发了后来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造假风潮。所谓亩产万斤、几十万斤、几百万斤的笑话，在当时是作为新闻、奇迹而被报道的。

　　研究欧洲历史的专家对干草给予了超乎想像的高度评价，认为干草的发明导致了欧洲权力中心的转移。因为在古罗马时代，南欧气候温暖，四季皆绿的草原为畜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提供无穷动力。到中世纪早期，农民偶然发明了干草，使得寒冷地区可以大规模圈养牲畜，可以长期蓄积饲料……从而导致人口的增长……最后也导致了权力中心从罗马转移到巴黎和伦敦。与此相似，中国当时虚假的粮食产量导致了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诞生——1958年，中国农村的大规模造假，使得领导人误认为:人民公社——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更有利于组织、调剂人力和资源，从而产生巨大能量，创造出奇迹。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领导人期望通过人民公社化创造奇迹的心情跃然纸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随后，1960年，中国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苏联人在边界的苏方一侧上百公里的范围内摆满面包，引诱中国饥饿的边民出走苏联，成千上万饥饿的边民由此进入苏联生存。这就是轰动世界的“伊利、塔城事件”。

　　参考几年后的这些背景来看，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对于中国的生态问题来说，尤其如此。

　　第一，它使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分到手没几年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被剥夺，成为公有。

　　第二，它使中国农村的基本组织形态、耕作形态有了根本变化。公社、生产队的组建，使得农民开始像“井田制”时一样，在公田里劳作。

　　第三，这一年的“大炼钢铁”，使得大量森林遭到破坏。

　　第四，1958年1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对各项户籍管理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严格限制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或从集镇迁往城市。

　　第五，这一年之后，中国农业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生产效率连续提高转为突然停滞并开始倒退，由此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粮食产量不足以完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以致“以粮为纲”成为中国农业的惟一任务。为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生态破坏成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开垦——和历朝历代所做的一样，把草地、林地都变成耕地，让它产出粮食，以养活更多的人。和历朝历代不同的是:这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创纪录的7亿乃至12亿多人，而且拖拉机等历朝历代没有见过的开垦工具也大大提高了开垦效率。于是，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开垦浪潮，像瘟疫一样绵延，而且经久不息。

　　生态的灾难开始了。1949年以来，一直到如今，在中国，毁草毁林开荒的举动，有时高涨，有时平静，但却始终没有完全停止。

　　塑料大大延缓了危机

　　20世纪后期，中国的粮食问题开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人口大量增加、工业化进程一日千里的情况下，农作物产量的增加却同时使中国人摆脱每每因食物不足而致的生存危机。人们把功劳归结于化肥和良种的使用。

　　但事实上，真正使中国农产品产量出现革命性增长的主要功臣是塑料地膜和大棚。随着科技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从城郊发展到大田，从北方发展到南方，从平原发展到丘陵山区。各地创造了因地制宜的保护设施。如温室热源主要有普通燃料(煤、柴)或日光，采用塑料大棚加地膜，或塑料大棚内设小拱棚、棚下再铺地膜，所谓“遮天”又“盖地”，显著地提高了保护地的温度。严冬季节，冰封雪飘，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大棚内，绿油油的农作物显出一派生机。

　　在中国西部，大量的高寒阴湿地区，每年能生长农作物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漫长的冬季里，西北及西藏、内蒙古等许多地方的土地上，连草都不能生存。但大棚推广开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塑料大棚使海拔5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有史以来没有生长过农作物的许多地方，不但长出了农作物，还高产稳产。如黄瓜亩产4000公斤，辣椒亩产1800公斤。

　　大棚在西北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在南方则解决更高层次的问题，从甲鱼等动物到奇花异草等植物，都可以在大棚里几乎随心所欲地培育。目前中国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农膜和地膜年消费量超过110万吨，居世界首位。

　　所有的土地上，只要建上大棚，一年四季可以不停地产出农产品。不管多么高寒的地方，不但不用调入蔬菜，还有大量剩余。青海、宁夏、甘肃等省(自治区)，依靠塑料大棚，如今不但不用调入蔬菜，反而成为蔬菜调出地，成为蔬菜出口的重要基地。甘肃白银及河西走廊一些地区，脱水蔬菜的出口已在当地经济中占重要份额。宁夏惠农县年生产销售脱水蔬菜3700多吨，实现销售收入6800万元，出口创汇450万美元。

　　相对于中国有史以来在提高土地产出方面的极限和困窘，说塑料改变中国绝不为过。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塑料导致的农产品大幅增加，中国在粮食问题上的困窘甚至灾难早就会出现。

　　谁可能用粮食掐住中国的脖子

　　曾经有报道说，美国人预测到前苏联会因气候变化而减产后，所做的事情是减少自己当年的耕种面积。其结果是:国际粮价暴涨了，美国的一些土地获得了休耕期，美国农民做更少的活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它是世界第一大农业(总体)生产国;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一大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一大肉猪出产国;第一大淡水水产国;第二大谷类生产国(次于美国)和第三大谷类出口国；第二大饲料制造生产国;第二大大豆、玉米粉和食油消费国(次于美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外国科学家预言，中国进口粮食的数量会逐年增加。到2025年，中国每年需进口粮食1.75亿吨甚至2亿吨。作出这样的推测似乎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中国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科技带来的农作物产量增加是有极限的;而耕地在迅速大量减少。

　　除中国外，国际粮食生产的五大巨头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有说法称：中国在粮食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可能被五大巨头的粮食出口商察觉。这几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粮食产量出现大的波动，国际粮价的飙升就是肯定和必然的。

　　1999年以来，中国粮食的总产量一直在下降，中国人口增加而致的粮食需求一直在增加。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的说法再次充斥耳膜。而怎么样才算是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怎么样实行这个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

　　事情就是这样，古往今来，土地问题在中国一直是有着特殊敏感和特殊意义的资源。在人类进入工业化进程之后，耕地转变为工业和城市用地从来是使土地增值的必由之路。当利益驱使一个又一个地方热衷于把耕地开发成为收益大大提高的城区时，从大的层面，应该有人回答:在农作物单产不会再大幅提高的前提下，中国最低限度必须保留多少耕地？中国耕地的极限数字到底是多少？这个必须界定清楚的问题，远不是一句“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所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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