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巴黎记者/杨骏

　　欧洲科学院院士、法籍艺术史与建筑史学家格利博达对中国特别着迷。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到访中国十几次。亲身感受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惊人速度。当问到中国城市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现在还担任美国建筑研究院名誉院士的格利博达说：“我相信，只要按照合理的方式去建设，不过于强调定势，中国的城市一定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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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解释说，所谓定势就是一味强调古老或者现代，要知道这种规划的定势思维并不可靠，它会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变化。只要少犯错误，按照合理的方式发展，中国各城市的风格一定会与众不同。中国如果从交通规划、标志性建筑评选的科学性、建筑布局和谐性等几个方面，借鉴一些西方经验、避免西方的错误，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要使公共交通“人性化”

　　格利博达抱怨说：“去年我到北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宽的路，这么短的路程，汽车却要在路上堵那么长时间？我知道北京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惊人，私家车未来一定会翻倍。这对交通造成太大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每天都开车出行，那城市会是个什么样子。每个人都要自己的空间，结果大家谁都动弹不得。”

　　格利博达介绍，西方大城市解决这类问题的惟一绝招就是发展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也属于城市规划，他们不是简单修点地铁、建几条公交线就完事了。“公共交通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为所有人服务，记住是所有人，而绝不仅仅是为普通百姓或者低收入者。我们需要让公共交通设施变得非常舒服、方便、快捷。应在地铁站、车站引入人性化设备，比如滚梯、避风玻璃屋、查询系统等。这样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出行都会首先选择公共交通，因为它最方便，也很舒服。否则，不重视公共交通的人性化，使乘坐它成为一件苦差使，一旦有一天穷人有了足够的钱，他一定会去买汽车开。”

　　另外一个涉及交通规划的问题就是，要注重大型公共建筑的选址。在已经出现交通拥堵的市中心，应该尽量避免修建聚集数千人的体育馆、摩天楼等设施。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建筑物建成后的交通问题，合理分配城市的道路资源。“这里我不能不谈到正在北京市中心的国家大剧院。先不说它的建筑好坏。就选址规划问题上讲，我真的为它建成后的交通问题担心。它的前后就那么两条路，可它却要在市中心一下子聚集数千人。北京交通本来已经很堵了，难道规划时就没有考虑到大剧院建成后会对周围的交通造成何种影响么？如果因为交通问题对剧院的正常演出造成不利影响，在那里建设剧院就不是好的选择。好的建筑规划一定要有50年以上的远见。”

　　格利博达提出建议，就解决交通问题而言，应该对城市规划进行“清扫”，将大型建筑选址从原先的市中心清除到周边合理的位置，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路网的运力。避免人为的堵塞。

　　“‘鸟巢’体育场设计得确实不错，但北京很侥幸”

　　“侥幸”？见记者对这个词语很不解，格利博达解释说：“我个人的观点是，奥林匹克体育馆的鸟巢造型还是很不错的，整个设计很有品质。但是它的设计师，赫尔佐格等人，设计别的东西可能会更好。我知道他们都是优秀的建筑师，但他们的专长不是设计体育馆。西方国家过去在建筑评选方面的教训是，由于不了解设计师背景，有时好钢没用在刀刃上。比如，专业设计体育场的却参加博物馆设计等。”“一个著名的失败的例子就是加拿大1976年举办奥运会时，奥运村居然没有设计厕所，原因就是设计师原本不是设计大型配套住宅区出身，没有过多考虑一些人们的细节行为习惯。这样的失败例子实在太多。这次赫尔佐格他们能够把北京的那个体育场设计得很棒，我个人认为北京获得这一好的设计实属侥幸。”

　　另外一个现实的例子还是在北京市中心的那个国家歌剧院。虽然格利博达个人为能有法国设计师参与其设计感到自豪，然而他还是认为这个建筑无论国内国外都有争议。为什么？因为设计它的安德鲁最擅长的是设计超大型飞机场，巴黎机场、上海机场他都设计得不错，这些飞机场可以让设计者尽情发挥想像，况且飞机场周围没有参照物。但是在市中心设计歌剧院则是另外一回事，总不能在北京市中心也建飞机场风格的大家伙吧？

　　格利博达说：“现在我还不敢说这个建筑到底好不好，要看它建完后到底怎样。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今法国的一些重点建筑并非一定要找法国四大建筑设计师设计，因为每个设计师的专长是不同的。”格利博达认为，关键要看这一建筑的性质和建筑师的专长，而不是建筑师的名气。

　　格利博达曾担任汉城奥运会艺术专员，对于建筑设计评选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评选对评委总体水平要求非常高，绝对不能仅仅是一些建筑业的权威就行了，必须还要有城市规划专家、美学专家甚至历史学家的参与，才能形成综合的意见。要顾全到各个方面，而不是某个领域的意见。否则再好的建筑缺少了与周围历史以及文化气氛的协调，都将成为失败的建筑。

　　此外，如果有国外设计师参加设计竞标，可考虑让国外评委参加，因为当事国专家有时并不了解竞标设计师。他特别提醒，中国城市在聘请外国人进行设计规划时，要注意避免“洋垃圾”作品转嫁中国，以及可能存在“拷贝”国外已有作品充当原创的现象。

　　格利博达强调一点，北京是伟大的城市，标志性建筑不应再重复西方20年前的东西了。一个好的规划者、评委、设计师要有至少50年以上的视野，而不是5年或10年。巴黎环路内大多数老建筑、老城区至今让人赏心悦目、四周交通顺畅，正是因为它们的设计者眼光长远。要知道这些建筑平均年龄都在150年以上了。因此要求建筑师有50年的眼光不算高。

　　“老城区应少建突兀的建筑”

　　中国城市发展挥之不去的便是保护老城与建设新城市的矛盾。北京等大城市更是这样。格利博达对此认为，保护老城区是绝对必要的，不能在老城区里建设突兀的建筑。巴黎环路(相当于北京二环再大点)以内是以老建筑为主要风格的，那些建筑最高10层。20世纪80年代看到美国等高楼建筑很时髦，巴黎也在环路内建设了个一个高四五十层的蒙巴纳斯大厦，从此成了建筑界举世公认的败笔。它完全破坏了老城区百多年来的风格和视野，如果再按照美国那套方法继续建设新摩天大楼，巴黎将不复存在。因此政府后来下令再也不许在环路内建超高楼了。如今，巴黎市区内只有这么一幢超高楼孤单地立着。格利博达还认为，策略一点的办法就是在老城区建设尽量与城区整体风格相近的建筑，或者少建建筑，越往外可以建越多新建筑，这样逐渐过渡到周边。采用如此方式，保护老城区和建设新区域就不会太矛盾。

　　关于新区域建设，格利博达还认为，目前不少中国城市居民开始往郊区迁移，西方国家也曾走过这样一条路。但是在城郊居民区建设中，西方国家的“水泥森林”型社区留下了许多社会问题。以巴黎为例，一些城郊居民区犯罪率常年居高不下，专家深入分析认为，那里的年轻人常年处于枯燥而毫无生气的“水泥森林”中，容易出现紧张和暴力倾向，这是年轻人犯罪的诱发因素。

　　“因此应留出公共的‘绿色空间’，也就是说绿化的、公众可以相互沟通的人性化地区。”格利博达说。公共游泳池、小花园、青少年活动设施等可供居民交流的场所都可以成为这样的空间，而不需要兴建什么大型游乐设施。在这样的空间，年轻人感受到生活的情趣，尤其是与人交流的乐趣，这样就不会无所事事甚至出现暴力倾向，这种“绿色空间”是一个城郊居民区的灵魂。

　　法国的经验也表明，对于一个社区来说，建设“绿色空间”并不需要额外花费，关键是设计人员是否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并懂得一点心理学。同样道理，中央商业区(CBD)的规划也不应该忽视“绿色空间”，这样员工才不会过度紧张和疲劳，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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