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咱家马家口

　　忽被抢作日租界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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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租界，天津历史上设立的第五个外国租界，1898年8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日本租界条款》和《另立文凭》，确立了总计面积1667亩的租界面积和租界地址。对于设立日租界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但日本政府如何强迫清政府出让的这块土地，一直鲜为人知。

　　带着查访这一幕后隐情的想法，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利民先生近日远赴日本，翻阅大量历史档案后，终于揭开了这一上百年的谜团。张利民告诉记者，日本为了获得后来划定的那块土地，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精心准备，设计了一个通商的圈套，加上高压外交手段，让清政府吞下了这颗苦果。

　　伪装画师 沿河勘探

　　日领事偷画地图

　　在天津设立日租界，是根据1896年10月19日(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两国签订的《公立文凭》，11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就到天津谒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面商设立租界之事。从此，开始了为期近2年的有关设立日租界的中日交涉。

　　12月的天津北风凛冽，窗外狂风怒吼，室内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心急如焚。按照密电的指示，从现在的锦州道至福安大街一带，都是日本准备划定租界的区域。日本为获得更多的在华利益，外务省在签订该文凭不久，就以机密信函致郑永昌，令其调查和筹办划界之事。

　　接信之后，郑永昌不敢怠慢，连忙筹划。不过，工于心计的郑永昌当然知道公开勘察所带来的后果，仔细与部下商讨一番后，两人化装成中国画师的模样，雇一艘小船顺流而下，沿途测绘河岸的比例尺度和陆地的长度，所有这一切，撑船的船夫还以为画师认真作画的需要。操着流利的中国话，郑永昌和助手将勘探地图逐一绘画完毕，其间偶有问询，郑永昌摆出一副画家的派头，用采风的借口一一搪塞，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

　　陆地上的测绘如是照方抓药，在短短几天内，一幅手绘的租界地图出炉了。张利民所长指着手中的地图说，郑永昌的秘密举动，不但瞒住了清政府官员，也未被英、法、德等国察觉。

　　分析地势 确定范围

　　窃取情报报东京

　　1896年12月12日，郑永昌将调查结果以机密信的方式向外务省进行了详细汇报。

　　郑永昌认为，日租界要“选定便利河运的地方，要在今后将繁荣的位置”，租界的范围应确定在海河西岸天津城南闸口至法租界之间的马家口地段(今锦州道一带)，西南到土围墙边。这一带对岸是盐坨，沿河已是街道，连接了英租界的大道，是城区与各国租界的必经之路，其地价必将逐年腾贵。随后又从马家口的地势、地价、商业发展、各国租界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日租界划定的范围。该信函还将天津各国租界地图、选定租界位置的地图等作为附录，上报外务省。

　　策划方案 建议谈判

　　两种方案建租界

　　对天津以及清政府情况了如指掌的郑永昌，不但绘制了地图，甚至已经抢先一步设计好了谈判的计划与方法。他在信中指出，将要划定的地区是“中国城区的一部分，是商业上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天津地方官肯定设立种种口实予以拒绝，要求日方改划其占地区，但在谈判时我们要强调建立租界是要有通商之便利，特别是应经过设立租界而得利。”

　　为此，郑永昌建议“由日本公使给予足够的压力，不惜向清政府抗议”。他希望尽早着手谈判，如果中国地方官任意设置“种种的阴谋，意图妨碍租界的设立，将是令人担心”。郑永昌判断，被拒绝的原因将是：第一是有民众的坟墓，政府没有令其迁移的权利；第二是沿河两岸的商民以河等为生，多是久居的祖辈房产，迁移后碍难维持生计。另外，切断南北道路造成的不便也是中国地方官员拒绝的原因之一。

　　针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郑永昌设计了“渐进和急进”两个方案。渐进的方法是，租界设立后，日本商民来此集中，或向地方政府，或向中国商民自行买土地、坟墓或空地，但是这要预先设计好租界的道路、堤岸、码头等设施。急进的方法是将道路、码头等工程所需要的土地，无论是商民的还是寺院的全部收买，进行基础建设。与另外几国明令禁止中国人在租界买地建房的不同，郑永昌建议，为了保证租界内经济繁荣和市政收入，应该允许外国人和中国人在租界内购买土地。

　　张利民说，这也是郑永昌熟悉中国国情的一个高明之处，如果这样做，既能为日租界带来经济利益，又能化解中国人对租界的仇视，可谓一举两得。

　　遭到拒绝 再想花招

　　照会强行划范围

　　郑永昌的担心确实不多余，而且他事先汇报给东京的问题全部被他猜中。发出第一封密函的3天后，郑永昌又致密函给外务次官，通报总理衙门询问北洋大臣，如果日本政府提出在天津设置专有居留地的请求，应该如何应答。北洋大臣复文中，回复了与津海关道和天津道商议的结果，即以德租界以下海河沿岸答复日本的要求。

　　北洋大臣所指的德租界以下海河沿岸，就是指现在河西区小刘庄至金华桥这一带的土地。虽然现在的这片土地成为了天津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段，但当年郑永昌经过勘察发现，德租界南面几乎全是荒漠的原野，只有一两处农民的村落，就连德租界最接近英租界处也仅有十几间房屋。距离商业中心远，而且与日渐繁荣的英、法租界还隔着德租界，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所发展。一面是荒凉的土地，一面是稠密的商铺，郑永昌太了解地理位置的重要了。如同现今的房地产开发一样，地理位置的优势将决定楼盘销售的好坏，而当年设立租界，郑永昌又何尝不是这样想。

　　左思右想之后，郑永昌竟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1896年7月中日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时，为了征收日本在华企业10%的制造税，清政府答应再开放天津等几个口岸为日本设立租界。日本方面应该强调，日商向中国交纳制造品课税后，作为“报酬”中国同意设置租界，这全是为了两国贸易的需要。

　　经过勘察和研究，日本政府于1897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式照会清政府，提出设立日本租界的地界：“即如绘图所开，南由河岸福音堂起西至围墙止，划一直线；北由闸口起西至围墙止，划一直线，大约两千亩之地，作为日本专管租界。并附划界的地图，要求中国政府‘从速示复’。”从此，中日双方设立天津日租界的交涉正式开始。

　　日本要设租界地 《国闻报》披露真相

　　民情激愤提抗议

　　“日本人要在马家口设租界了！”消息一传开，居住在这一带的中国居民与商铺老板立时炸了营。1897年10月26日。严复主办的《国闻报》在天津创刊，10月31日就披露了“10月末日本领事、副领事以及随员在天津‘于前日晋谒督抚面商’”的消息。正是由于严复的仗义执言，使蒙在鼓里的这一带百姓得知自身处境的危机。

　　11月15日前后，居住闸口、马家口、溜米厂、风神庙和邹家坑的居民及商铺向天津道呈禀：看到《国闻报》登载的日本的照会和“量地绘图”之举，“始知所载不虚”。百姓们联名上书提出了六条理由，恳请政府重新划定日租界。百姓们提出：其一，闸口等地人口、房屋众多，迁出后无力租觅房屋；其二，马家口附近“现时房价，高爽草房大约每间值津银200吊之数”，在此设立租界后，房价必涨；其三，孤寡人家无力筹集购买租界内房屋的费用；其四，这里有多年经营的商铺，迁移后，将难以维持；其六，该地的坟墓“尤可痛苦”，有的为“明永乐年间者，距今已五百余年”，碍难迁徙。以往英、法和德国租界建于空旷之地，如“紫竹林一带，原是荒僻之区，自为租界，日臻繁盛”：“今溜米厂闸口一带，居民辐辏，街市比连，房屋不亚于城内，若一旦划归租界，以致数万人家、数十万人口同时失所”。因此恳请政府另选地方设立租界。

　　17日晚，马家口、溜米厂一带铺户“男妇五百余人纷赴院署呈递公禀，并环跪恳求恩准”，经收呈委员“慰谕再三，始陆续离去”。

　　弱国无外交———

　　日本强占马家口

　　公正地讲，天津当时的几位地方官员，为了抵挡郑永昌等人发动的攻势，也竭尽所能做出回击：11月22日，津海关道李珉琛照会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指责道：“贵国连日有人赴闸口一带丈量地段，该民人等纷纷联名具禀，并聚集三四百人分赴督署及本道、天津道府、县各衙门苦苦声泣”，“请暂缓丈量”。同时，北洋大臣致电日本公使，“该处居民铺户公呈以闸口一带若立租界，有碍民生，贵商宪恐致情急滋事，拟为酌改空旷之区设立”。

　　对于中国百姓的请愿以及中国官员的回应，郑永昌立即照会反驳津海关道的指责：“本领事并未有派人丈量之举”，“本领事原无在贵国地面预为丈量之权，且丈量地段，原非急务，又何必作此轻举妄动”，《国闻报》没有根据擅自登载，“请为禁报馆勿早播扬，徒乱人心”。

　　郑永昌将在马家口划定租界的地段分为四部分，分析了中国地方官府的态度和日本应采取的对策。第一部分从天津城南的闸口到朝鲜界。中国铺户稠密，中国不会出让；第二部分从朝鲜会馆到溜米厂沿岸一带，中国不会出让，但日本必须达到目的；第三部分为从溜米厂到福音堂沿岸，北洋总督没有反对；第四部分是从福音堂到德租界的沿岸一带，北洋总督答复为，此前法国曾要求将这里划为扩界，不能出让为日租界。

　　针对北洋大臣的来电，日本领事于12月2日回电说：“各国设立租界原为有利于通商贸易，从前英、法、德国已占据紫竹林一带，若日租界设在更加偏僻的地区，对于商贸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租界还不如没有。民房迁移也非难办之事，贵国与我国的官兵也能够对坚持不搬的刁民给予惩戒。总之，设立租界，系在通商条约所允许，贵大人如一味袒护百姓我国决不答应。”

　　张利民介绍说，经过两次谈判，1898年8月29日，中国地方官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之间基本确定了租界和扩充租界的范围。租界条款除了稍做改动外，日本人基本达到了所预定的目标。租界划定为：东界以福音堂之北界起，沿河至溜米厂邢家木厂之北横街河沿止，即接法预备扩充租界；南界由福音堂之北界起划一直线，向西至海光寺土围墙止；北界由溜米厂邢家木厂之北横街河沿起，绕开现有道路呈曲线状，向西直上至海光寺外东南角河沟土围墙止。总计面积1667亩。而德租界以下小刘庄码头附近设置百余亩的地段，后来也成为日本轮船的停泊码头，虽然在1903年的条约中注明“退还中国政府”，但是还留一个尾巴，即日本租界将来如必须将租界推广之时，日政府会商中国政府，可以再行推广，“中国政府决不租与他国”。

　　小资料 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是在近代三个主要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先后三次设立、扩充的。

　　第一次：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开为商埠。英租界在城东南紫竹林至下园一带设立，共460亩；同时美租界地设立，共131亩。咸丰十一年(1861)，法租界设立，共360亩。

　　第二次：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年，德租界设立，共1034亩；光绪二十四年(1898)，日本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两项租界具体条款，共1667亩；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乘机将大沽路至南京路之间1630亩，作为扩充租界。

　　第三次：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租界西界扩至南京路，面积达2000亩。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俄租界正式划定，共5474亩；《辛丑条约》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租界设立，共771亩；同年，比利时设租界，共740.5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奥(奥匈帝国)租界设立，共1030亩；光绪二十七年(1901)德租界扩充，共3166亩；英租界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将美租界131亩并入，转年又将租界扩充，共3928亩；日本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扩充394亩。

　　至20世纪初叶，天津曾存在过9国租界，占地总面积23350.5亩。天津租界存在时间最短17年，最长达85年。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