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燕 舞

　　上海与台湾

　　记者：从1992年首次来大陆访问至今，您大概来了多少次？上海呢？这首大的“还乡”诗的“诗眼”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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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我大概回大陆近二十次吧，前年就回来过八次。四川诗人流沙河是大陆最早和我联络的朋友，他当时编《星 星诗刊》，很巧他本名也姓余。还有湖南评论家李元洛。我1994年去苏州大学开翻译研讨会后第一次来上海，柯灵正主持 上海作协，也见到了辛笛。这两个是我读中学时就知道的。余秋雨在台湾我也见过几次(当提到“余光中劝余秋雨停笔三五年 ”的新闻时，老人显得很茫然，显然这又是一条故意断章取义耸人听闻的新闻)。

　　记者：前几年《万象》复刊还请柯灵担任名誉主编呢，您熟悉、接触的大陆文学杂志有哪些？

　　余光中：《万象》就很有趣，继续上海文人那种风格，讲点欧美掌故，新兴学者、作家。文字讲究，跟大陆一般刊物 不一样，继承了《宇宙风》。最近，我有两篇文章发在他们那儿，一篇谈“披头士”，由头是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清华时应邀 唱“披头士”的歌；一篇是谈西洋画的。

　　记者：李欧梵在他的“双城记”中把香港和上海对比研究，您在香港、台湾呆了那么多年，能否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打 量一一下上海和台湾呢？

　　余光中：李欧梵这些学者喜欢讲上海和香港，因为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对很多学贯中西的人很有吸引力。他们 喜欢怀旧，喜欢张爱玲。张爱玲的本钱就是上海。我对上海不是很了解，不过小时侯是在上海的法租界上的小学——“醒华小 学”。那所小学开英语，我的A、B、C是从那时学的。这所小学后来也不在了，当时所在的那条街叫霞飞路。

　　记者：说到张爱玲我想起一篇研究上海台商的文章，说“在张爱玲和白先勇所精心营造的上海神话中长大的一代台商 们，在上海经商所要完成的文化跨越，较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要简单。那台湾人的上海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余光中：张爱玲在台湾有许多读者，影响了很多年轻的小说家，比如朱天文、朱天心。当然上海租界也有别的文人住 过。历史是很嘲讽的，租界在文化上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对青岛的看法也是这样。台湾没有哪座城市可跟上海比，上海所 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有英国、法国等，台北受日本影响较多，当然还有美国的影响。上海还是大海港，台北在内陆地区，水边的 情调没有了。文人在台北1960年代很盛。白先勇的《台北人》其实是写在台湾的大陆人，后来就写不同的台北人。白先勇 的“双城记”连接了上海与台北。

　　记者：我记得余先生1961年和梁实秋、张爱玲等合译《美国诗选》并在香港出版，与张爱玲应该有些交往吧？

　　余光中：张爱玲我从没见过，她去世我写过一篇悼文。她生前文章提到过我一次，是讲吃的，她提到我的一篇游记， 说我在德国吃的咸鱼咸得要命。我们彼此没有见面，共同朋友倒是很多。

　　记者：也是在1961年，您在《现代文学》上发表长诗《天狼星》并与洛夫论战，还与国语派作家在《文星》展开 文白之争，然而面对李敖近来对您的批评您却没有应战？

　　余光中：以前我和李敖关系很好，后来因为观念不同，他喜欢骂人。我不想卷入论战，与其论战，不如多写几篇文章 。我的日子就这么多，要写得赶快写啊。梁实秋先生年轻时和许多人论战过，包括鲁迅，但他中年以后不再跟人论战了。鲁迅 就花了好多时间论战。论战也不是毫无价值，如果能论出结果也很有意思。

　　记者：您从1974年到1985年在香港，那边的文化界文学界是个什么样子？

　　余光中：香港文学界作家成分比较复杂。如果只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作家才叫香港作家，那香港文坛就比较黯淡了。张 爱玲在香港，许地山是港大中文系主任，蔡元培是在香港去世的，当时香港下半旗，这在中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当年香港 那样一个殖民地，又是工商社会，对民族精神领袖却那么敬仰！

　　上海文化

　　记者：现在常住上海的台商就有30万，古北小区甚至有“小台北”之称，“去上海”还是2000年台湾《商业周 刊》最热门的“年度风云产品”。如此众多的“台湾籍上海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您是否了解？

　　作为一个长者愿意给这座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一些建议吗？

　　余光中：我还没仔细看过，不能太多评论。1994年去苏州开会来过上海，当时杨浦大桥刚造好。再来，就去东方 明珠、上海博物馆、外滩，看到一些现代化的场景。我碰见的美国人以及香港和台湾同胞，都说上海的确是一个大都市。上海 的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有继承发扬吗？这倒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上海现在交通、经济突飞猛进，一个社会只有在 相当富裕之后，才有足够的闲钱用来保护文化。像扬州，先成为大都市，后来才有扬州八怪。

　　记者：现在不少日新月异的中国都市，消失的不只是您外婆家那样“紫气东来的老宅高墙”，还有我们宝贵的童年记 忆。

　　余光中：保全童年的记忆恐怕是不容易的。现在是所谓全球化，相当程度的西化是必然的。所谓的西化就是美国化， 加上一点欧洲化、日本化，多元化涌进来了。如何取舍，有个自然演变。上海有没有固有文化？它是一个大商港，上海文化是 在中西交易之间激荡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什么是上海本来的文化？当年各色人等都来到上海，有经营的，有避难的。人家问 我纽约的文化是什么？我也答不出来，你不能像讲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那样容易讲。上海是一个通都大邑，不是一个乡 土。外来人要相当适应，全国各地来的人互相配合，上海城市风气是一个交流的结果。

　　记者：能否请余先生比较上海和香港。

　　余光中：世界上有某些华人为什么出现在香港，比如香港能出金庸、李小龙而不出现在大陆或台北，有时一定有些原 因。香港有通俗文化的条件。这两个大都市做对比更清晰，不一定要和北京比。

　　大都市应该容纳最大多数人口，朝空中和地下发展是必然趋势。世界各大都市发展都是这样。一方面要安居乐业，一 方面要提供来去自由的机会，否则很多人老住这儿就缺少流动。上海人性情可能跟北京不一样，北京有些闲情逸致，上海比较 分秒必争。上海应该有一批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善于吸收，知所取舍。

　　说说龙应台

　　记者：上海现在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了，您的朋友龙应台每次来几乎都掀起旋风。能谈谈您对她的印象吗，她前几年 的“弃文从政”您又怎么看？

　　余光中：龙应台的做法和我不一样。我做为作家以追求美为己任，她追求真理、善。她头脑灵敏、善于观察、善于分 析问题，她并不是一个创造家。龙应台在台北政绩很不错。她有两方面表现都蛮好，一是对台北文化古迹、文化资产的维护， 二是对台北文化活动的设计和推动。她在一静一动两个方面都有相当贡献。龙应台推动台北在文化上向前走，邀请了不少外地 作家、艺术家来台北。

　　她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办行政者，头脑清楚、办事敏锐，在公开场所讲话都很妥当，对文艺家相当有亲和力。这都是她 长处，当然四年来她牺牲了写作，她现在四处演讲，不久应该会出很多书。她还胆大，意识形态不同的人跟她论战，她是愈战 愈勇。话要讲得痛快，常要运用二分法，真理往往不是二分的。我是比较存疑的态度，她是比较快人快语。

　　记者：前些时大陆热过一阵子胡兰成，您怎么看他的散文，如《今生今世》？

　　余光中：他在政治上大节有亏，光是文章写得好还不行。他跟周作人有些像。无论怎样，在汉口宣布独立都是不可思 议的。以前文艺界对一个作家赞美，说他进步，现在用前卫来讲。前卫作家对新的思考、新的表现方式勇于吸收。也有既不进 步也不前卫的作家，比如钱锺书、张爱玲仍卓然成家。以前所讲进步、前卫，都不见得是保证作家优秀。但大节有亏，就不好 。(感谢同济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喻大翔教授对本次访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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