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沈 沂/城市快报

　　则久先生道鉴：

　　拜读手示，敬悉先生心身均健，此是国家之福，社会之幸。因多少年来先生主持公道，以正义领导社会始终如一的精神，社会人士无不敬佩，非祥一人私念也。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NEC百万象素手机1元拍 美女啦啦队招募中 2004车展大饱眼福

　　……

　　将来一定看您去，还希望您多多指教。问您好！问您全家都好！

　　弟

　　冯玉祥敬启

　　冯玉祥在信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宋则久的高度赞赏。宋则久是个商人，心思缜密、眼光独到，把敦庆隆绸缎庄经营得誉满全津；他也当过三两年的官吏，位居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冯玉祥希望能借他之手改变河南省工商界的作风，但书生气十足的他，并没有能在官场一展身手，不久便卸任返津；他是个爱国者，一生为振兴国货奔波忙碌，至1937年前后，他的国货售品所的分所、分庄遍布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7个省市，职工达300余人，经营全国商品达万余种，在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上起到很大作用。

　　他有一枚方石章，上面刻着“不息则久”，对于国货，他也是“不息则久”……

　　提倡节俭 上街卖国货

　　宋则久给冯玉祥回信，写出来的字都是秃头秃脑的，就像一个初学毛笔字的人不知道该如何运用毛笔的笔尖，把整个毛笔都“扑”在纸上，见不到一点边角。事实上不是宋则久不会用笔尖，而是他的毛笔根本就没有笔尖。

　　他常对别人说：“物要用之以极。”他用的笔都是账房上用过的没有尖的毛笔。他用纸也很节省，有时写信用的信封是旧信封翻过来糊上的。

　　这位名满津门民族企业家的简朴时常被商界中人偷偷笑话，就像笑话他沿街“叫卖”国货一样。

　　天津国货售品所经常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大竞卖”。在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收藏着一套9册的国货售品所《总务部公布留底》，上面记载：国货展览会通常历时1个月，除了应时应季的商品，连其他季节才卖的商品也统统拿出来展出；“各部装潢，务求新颖，各货标签，务求精齐，以资壮观”；买东西满1元，还送纪念券。

　　每次竞卖高潮时，宋则久都出动游行广告队伍，由售品所同人组织的“法鼓”领先，后面跟着高举写有“劝同胞，用国货，富人民，强中国”旗帜的人群。有时他还带人沿途散发传单，当街演讲。

　　这种吹吹打打的“出会”形式让人耳目一新。他们亮出“提倡国货”、“振兴工业”及各类商业宣传口号的布幡，上街游行宣传。针对一些百姓文化程度相对不高的情况，售品所还编出一些朗朗上口的顺口溜，以利宣传。比如“救中国，用国货，国货畅销民安乐……”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认为一个坐商沿街叫卖，有失身份，可他毫不在乎。

　　编唱歌谣 宣传用国货

　　宋则久提倡国货并非是从国货售品所开始的。当年，由于中国工业不振，舶来品源源不断，洋货充斥市场，白银滚滚外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宋则久便提出要救国必须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他说：“救国必先救穷，救穷非提倡实业不可，提倡实业非维持国货不可。国与民是分不开的，国富就是民富，国强就是民强，所以救国就是救自己。”

　　1912年宋则久在天津创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培养了不少演讲员，常到城厢附近几个宣讲所去讲演，广泛宣传维持国货。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白话报》，宋则久用天津味儿的大白话，编写了不少顺口溜，如“国货好，国货好，人人尽用本国货，工厂多时闲人少。国货好，国货好，事浮于人工价涨，赚钱容易穷人少”、“洋货好，洋货好，每年进口数万万，雪白银子不见了。洋货好，洋货好，中国工厂立不住，穷人遍地怎么了”。

　　宋则久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使用国货的机会。有一次天津县教育局召开会议，宋则久抽空分访与会人员，希望他们能积极宣传维持国货。宋则久与他们交换名片后，发现收到的名片全是日本货，于是他便把售品所所用宣纸精裱细作的国产名片分赠给各代表，以示提倡国货。

　　以身作则 带头用国货

　　虽然宋则久等人竭尽全力推销国货，但由于洋货精巧便宜，国货粗糙价贵，人们仍是争相选购洋货，可见维持国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敦庆隆的资东纪锦斋曾多次劝宋则久要回去任职，均被他拒绝。他说：“我干绸缎洋货，于己有利，于国有损；我干国货干得好，国家收益多，干得不好，国家收益少，但总归对国家有益。我宁愿牺牲小我而从公，绝不半途而废。”

　　宋则久不仅提倡国货，而且带头使用国货。如直隶国货维持会章规定：“生活所需，非必要不买洋货。”清末庚子后，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创办了电车公司，宋则久为了不让自己口袋的钱流到外国人腰包里，宁可自己走路，也绝不坐比商的电车。

　　宋则久的一辆人力车是旧式铁皮轱辘的，车身笨重，拉着总是“喀喇”“喀喇”地响，车夫多次劝他买一副橡胶车胎换上，可他执意不肯。直到后来上海有了“双钱”牌国产轮胎，才买来换上。

　　抵制日货 抗压售国货

　　由于宋则久坚持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特别是日货，因此为日本人及其走狗所嫉恨。“五四”运动前后，有人造谣说天津国货所掺杂售卖日本货，宋则久当即登报声明，如查处属实，认罚1000元，结果没有人能领到这笔钱。

　　1922年2月，又有人散发传单，称：“国货售品所总理宋则久，派他兄弟从日本办来汗衫1800打，藏在法租界本宅。”宋则久再次登报声明：“如查出一打日本汗衫，认罚10000元。”结果也没有人能领到这巨额“赔款”，谣言自破。他的抵制日货行为让日本人恨之入骨，以至于有一次日本人在日租界公会堂放映日本影片，前面加映出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的门脸和宋则久的住宅楼，并附带说明：“这是天津反日的大本营。”

　　1932年，国货售品所的员工秦文藻进了一批女大衣，结果有人投诉说，上面的扣子是日本制造，秦文藻因此被记大过一次，还扣了半个月的工钱。此后，宋则久干脆告诉员工，如果有买主定制衣物，所用零件没有国产的，就让顾客自己去买，售品所绝不经手。

　　1935年市面有出售“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海浴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故名“抗日”牌)，该货系由售品所批发部购进。日本人竟派出红帽子(宪兵)越出日租界到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将批发部主任及会计赵萼楼、李俊杰二人抓走，严刑逼供，让他们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事在售品所发生过多次，但宋则久就是一把硬骨头，坚持销售国货。

　　主持敦庆隆

　　名冠津同行

　　1899年，宋则久被“挖”到知名的大绸缎庄“敦庆隆绸缎庄”出任经理。那时候，他夜间睡觉，床头总是放着蜡烛、火柴、纸、笔等，想起什么事，马上随手记下，以免忘掉。

　　宋则久对他经营的事业总是做到心中有数。他到上海进货时，嘱咐天津本柜同仁，把库存商品的花色、品种、数量等随时报道沪庄，他在上海立账登记，然后根据天津出库日报，逐日逐项削减，随时掌握天津本号的实际库存量，不待库存商品售完新货即已发来，因此敦庆隆的绸缎布匹的花色品种都比别家齐全，从没有出现断档的情况。

　　旧社会商店，一般是早开门，晚关门，依营业情况而定，时间不固定。宋则久出任经理后，按不同季节规定营业时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准时开门，不到时间，绝不关门，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天津和保定搞了一场“兵变”，史称“壬子兵变”。天津兵变是正月十四，事先已传出种种风声，因而闹得人心惶惶。往年家家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的估衣街，此时变得冷冷清清，大小店铺均已上了门板，独敦庆隆一家照常营业，直到听说变兵从东站下了车，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才关门。事后，敦庆隆又是第一家开门营业，声誉传遍津门。

　　教徒不藏私

　　培养多面手

　　旧社会商店学徒，只是略有些“专业”知识，会打算盘，不讲文墨，宋则久却提倡学徒们学文化。在国货售品所时，宋则久把学徒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教授班”，他自编讲义，授以商业应具的技能与常识，并设专人讲授如何写信、记账，此外还做技术表演，如对商品的量较、折叠、包裹、权称以及打算盘、收款等。请老师教文学、英语、日语、歌咏、丝弦、管乐、球类、太极拳，还组织排演新剧、魔术等集体活动，给学徒们以德智体群四育的培养。

　　宋则久有感于外国商业有专门的学校，而中国则多是读书不成的人才去经商，素质较差的问题，1902年，他创办了商务半夜学堂3处，以后又办了3期售品所商业补习班。为了扫除文盲，他还创立了12处售品所通俗学校。为普及教育，自己出资创立了6处宋式私立小学。

　　宋则久常常鼓励学徒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你们要好好追求，成为从事商业有才干的人，使那些想拿钱做买卖的人，都到咱们售品所来请人做领导。”

　　宋则久

　　宋则久(1867-1956)，又名寿恒，天津人，民族资本家。

　　1882年入义德泰布庄学徒厂。

　　1899年担任了天津屈指可数的大绸缎庄———“敦庆隆绸缎庄”的经理，使该号营业畅旺，誉冠全津。

　　1905年10月在商会注册开办天津造胰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第一董事。

　　1910年，宋则久和李煜瀛等20人发起国外工商图进会。正是这一切使得宋则久赢得了实业界的信任。1911年6月成立天津工务分会，宋则久被推选为第一任总理。

　　1912年，宋则久为中小各企业筹集资本，开辟货源扩大销路，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任会长。

　　1913年，独自接办了工业售品所，自任经理，又创办救国储金会。

　　1916年10月1日-31日，宋则久以工商研究会的名义举办了天津商办国货展览会。

　　1919年“五四”运动中，宋则久与马千里一起联络各界组成了“抵制日货委员会”。

　　1924年任津总商会董事；1925年任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1928年在河南开封由冯玉祥出资设立国货商店，任总经理；1929年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1931年回到天津任售品所监察人、董事长。日本侵占天津后，宋则久避居北平香山，1956年病逝于此，享年88岁。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