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国的历任财长中，项怀诚的名字恐怕最为老百姓所熟悉,这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有关项怀诚的28900条信息中就可以看出来。所谓时势造英雄，“项怀诚”这三个字的普及程度应该跟他在财长任上这几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有关，也跟他所引起的诸多争议有关。在项怀诚的办公室，他跳过我们请他谈谈个人的话题，津津乐道的仍然是他的工作。

　　锐意改革

　　项怀诚多年任职财税系统，长时间的工作经历使他对我国财税制度的积弊了如指掌。当税制改革的重担落到他的肩头时，他义无反顾地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

　　一、在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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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旋涡中

　　“今年（200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今年是分税制实行10周年纪念。和分税制相联系的工商税制改革，也是从1994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到现在也是10周年。这两项改革应当说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两项。这段历史是很可以大书特书的。”说这话时，项怀诚仍是一贯的淡淡笑容和不经意的语气，可这几句话却分明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这其中，有对跌宕起伏的改革岁月的眷恋和回味，还隐隐的有一种作为改革推动者的自豪。

　　1993年3月底，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标志着困扰理论界很久的关于姓社姓资讨论的正式结束。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朱基正式全面接掌经济工作，掀起了中国大地风云激荡的经济改革大潮。这一年，我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成功地扼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但此时的中央财政却十分窘迫，有人干脆将其称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这么说并非耸人听闻，回过头看，1993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只有约一千亿元，还不及目前的十二分之一。没有经济做基础，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权威，贫困的中央财政是十分危险的，我国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那就是——进行工商税制的改革并实行分税制。

　　在此之前，作为财税改革小组的重要成员，项怀诚全程参与了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设计。1994年7月，项怀诚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并于1995年1月升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出现在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的第一线。这时，工商税制的改革成果已初现端倪，其内容主要包括取消产品税、合并国内企业所得税、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以消费税补充增值税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产品税和实行增值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中国工商税制的面貌，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从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的减免税行为。

　　1993年，财税改革工作小组在朱基的领导下展开了工作。改革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情况非常复杂。虽然如项怀诚所说，“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一点不同看法，彼此之间有一点戒心，在所难免”,但江泽民总书记和朱基副总理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给地方做工作，有时地方的领导仍然存有疑虑，中央就点名“让项怀诚去解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在朱基副总理的率领下，从1993年9月开始，改革小组用三个月的时间跑了13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账。项怀诚凭着娴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终于说服地方党政领导接受了中央的方案。

　　但这还远不能成为结局，因为紧接着就出现了1993年下半年的“上基数”现象。当时，国务院确定的新分税制原则是在保证各省1993年既得地方税收收入（即以各省1993年的地方税收收入为基数进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增量部分的分配比例以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本来1993年上半年有3个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当以1993年为基数这个税改政策宣布以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的财政收入居然出现了超速增长，增长率达到24.8％，其中最高的一个月增长率达到57%。有的地方,一些企业已经没有了，居然也交了税。结果1993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00多亿，而前几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额不过是180亿。

　　1993年和1994年之所以让项怀诚难以忘怀，理由恐怕还在于分税制改革的艰难，以至于2002年项怀诚在北大演讲时，讲到2001年准备实现个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时的“上基数”情形时，还“忍不住在演讲现场厉声说：‘当时我已经决定，我要召开专门的会议，要和地方干部协调，增长700％是不是太糊涂了？已经不像话了，太过分了嘛！’”

　　虽然“上基数”是“人之常情”，但1994年以后是否能消化这个基数很快就成为项怀诚最担心的事情。1994年2月8号，大年三十，全国1月份的财政收入报表报到了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份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2%（1994年每个月的收入都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显现出来的大幅度突破，证明了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措施是得力的，有效地遏制了地方的瞒报和截留，更好地协调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这时候，大家终于松了口气，项怀诚跟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建议，“今年的会就不要开了吧？”建议被采纳了，财政部每年大年初二召开党组会议的传统第一次被打破，财政部的官员们也第一次在家过了一个完整的春节。

　　如今，分税制已经实行了整整10年，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所实行的最稳定的一个财税体制。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投入运行之后也比较顺利，最近几年它所表现的优势更加明显，中央财政以平均每年17％～18％的高速稳步增长，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在今年年初关于分税制的一次演讲中，项怀诚讲道：“一个体制的改革，一个制度的建立，刚刚建好就说它伟大得不得了，说它成功得不得了，影响大得不得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10年的实践，应当说这项改革是成功的。”在谈到改革功过时，朱基曾肯定地说“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推者

　　出色的政绩使项怀诚赢得了中央领导的欣赏和人民的信赖，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朱基总理提名并获人大高票通过，项怀诚出任财政部部长。

　　刚刚“如履薄冰”地站到财长任上的项怀诚，所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极为险恶。那是一向乐天派的他一生中惟一要靠药物来维持睡眠的一段时间。1998年，金融风暴对整个亚洲的影响仍在继续，在它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明显放缓，我国国内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物价水平继续走低，职工下岗人数有所增加，内需严重不足。1998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为0.6%，几近为零，而1997年的这一数值为21%。当时的经济形势一如项怀诚所说，“就好像开汽车，脚在油门上使劲踩，就是上不去。”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在此国内经济举步维艰之时，我国又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华南、华中大水灾。为了巩固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确定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由适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此时的财政部长，无疑处于波峰浪谷的最前沿，但历史既然选择了他，他只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

　　1998年6月16日，项怀诚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提出我国应当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项怀诚调回财政部的前一年，即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是580亿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比上一年减少100多亿。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从此，项怀诚的名字就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利弊纷争联系在了一起。理论界围绕是否应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多次激烈争论，问题主要针对“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是否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以及“国债风险”等方面提出。作为这个政策的执行者，项怀诚在财长任上的每一年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做说服工作。虽然他一再解释这些国债都是用于建设性的开支，没有一分钱用于运转性的、经常性的开支，而且所投资的领域也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他得到的评价依然是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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