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查毒雷大雨小 开烟馆寓禁于钱

　　记者 沈沂/城市快报

　　禁毒，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效付诸东流。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表示要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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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不久提出鸦片公卖政策，名之曰“寓禁于征”。就是说，只要交税，一切从事鸦片种、贩、售、吸的活动均为合法，有人戏称之为“寓禁于钱”。1936年国民党政府又提出所谓“六年禁烟计划”也只是有形无实。在此情形下，民国时期的天津禁毒行动也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20世纪30年代10月的一天，在海河岸边偶尔驻足的人们突然发现，河水竟将一具尸体冲上河岸。破烂的衣服、瘦骨嶙峋的身体、青白的脸、突出的颧骨，还有手臂上那遍布的针眼。“又是一个吸毒吸死的。”路过的人莫不摇头叹息，“造孽呀！”

　　面对毒货横行，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禁烟实施办法》。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肃清的计划。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止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6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人数至少递减六分之一，至1941年底完全戒绝。

　　强制烟民登记 戒烟颁发执照

　　1935年10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津市烟民登记》的消息，要求烟民即日起向天津市公安局登记，如果在11月15日前还不自觉登记的，就要被强迫登记。

　　此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膏的“启蒙”期，吗啡、大麻、海洛因运往天津的数量逐年增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海关每年查获的毒品数量也从最初的2000余两直线上升至20000余两。1933年6月，天津海关公开焚毁了自年初以来缴获的所有毒品，共计9638.738两。

　　有缴获的，必然也有漏网的。这些漏网之鱼便通过各种渠道抵达烟民的手中，天津市政府无法统计天津到底有多少烟民，只能让烟民自动登记。让嗜烟如命的烟民主动“投案”简直就是难如登天，所以公安局干脆设立了一个强迫登记的时限。

　　据了解，一旦进入强迫登记时期，市民便可以举报烟民，核查属实后，即对烟民实行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金，诬告者反坐。前项罚金中将30%奖励给密报者。另外，凡是登记的烟民都发给限期戒烟执照，只许本人使用，不许全家共用，也不准借予他人，否则不是没收财产就是判刑。

　　天津市要求，烟民禁烟应于1936年1月起实施，于六年内逐渐禁绝。

　　设立烟土药店 天津鸦片公卖

　　天津市之所以进行烟民登记，就是为了实施鸦片公卖。“然再视烟民之多寡，筹设官膏店开始公卖，视其执照而限制其吸量。”但由于烟民的一再观望，所以当时在天津市公安局登记者不过千人左右，很难如期全部调查清楚。《益世报》报道说：“此点或为一般民众不明真相所致，以为一旦登记，即不准再吸，殊不知此项禁烟办法系使其逐步禁绝……”

　　所以鸦片公卖直到1936年的3月才开始实施。

　　其实早在1933年，天津各界人士就极力反对鸦片公卖，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渐禁鸦片，纯属偷梁换柱，“无异饮鸩止渴，贻害人民”。但这样的反对声浪并没有起到效果，鸦片公卖已经因为南京政府的强令要求而成为了一支必须射出的箭。

　　为了公卖所设立的土药店也是由原来私人烟土店所改，不过是换了个称谓，不过是要开始向政府上税了而已。市政府还煞有介事地取谛私贩，限制商办，还设立了稽查班，分驻所，以便稽查。

　　据《益世报》载，当时全市约设土药店四十处，定3月1日同时开办。土药公库也已组织成立，附设于平津禁烟清查处驻津办事处内，各土药商也均遵章到处请验纳税。登记后领取了执照的烟民，可以随时前往“国家的”烟土店购买零土。

　　天津禁烟三步走

　　在平津禁烟清查处颁布的《禁烟规则》中，将禁烟分成三步走。第一步，烈性毒品严厉禁绝。第二步，麻醉性毒品(如鸦片之类)，限期禁绝，并分劝告勒令及设立戒烟医院，取谛私运土药，限制商办几种办法进行；这一步也就包括在6年的禁绝期之内。第三步，于第二步限期届满时，严厉禁绝。

　　烟民年龄在30岁以上者劝告戒除，以6年为期；30岁以下者勒令戒除；60岁以上则“可予宽容”。

　　天津市政府也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务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自1937年起，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

　　然而，即使这样的强令并没有让天津的烟民如理想中在6年内禁绝。时至1945年，《益世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证明———《禁烟雷厉风行中 烟民登记寥若晨星》。这一年的年底，烟民只登记了50个人。

　　过境烟土必征税

　　如果说，1917年各路军阀为增强实力征收鸦片税而开放烟禁，那么进入“大一统”时期的国民政府又为何要“寓禁于征”呢？在天津市颁布的《土药征税章程》中规定：

　　由保定贴足印花运往天津者，每两加征印花税3角、公库费4分。

　　由平汉线购运土药直运入天津，自行投税者，每两应征印花税5角、公库费4分。

　　由察省已缴印花税、官运费、出境费，由官运输入天津，每两应加征印花税1角；若未经察省征税，或应征费，尚未缴纳齐全，沿平绥线直运平津自行投税者，应将察省遗漏之税费等项，一律补足征收，并加征公库费4分。

　　凡商人购运土药，由北平运至天津，必须报由清查处官运股负责代运，每两应收官运费1角；若不经官运，自行由平运津者，须于起运前二日将货物件数、重量用快邮函报驻津办事处(或报请北平总处代为知照)，以凭查放，此项货物至津，送入公库查验属实，每两补收官运费1角否则无论是否粘贴印花，均以私运论。

　　由热河购运土药至平津自行投税者，每两应征印花税3角、公库费4分。

　　按照民国时李仲公在《禁政问题》中的说法，这是因为当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后，财政枯竭，而其时西南各省，实际尚未统一，那时中央如果毅然取消特税，不但收入没有抵补，而且各省禁烟经费，亦无所出，故政府征税，实不得已。

　　李仲公对于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为何继续征收特税，理由有二，一是取之用之。分期禁种、分期禁吸、统制产场以及各省设立戒烟医院等禁烟经费浩大，故征收特税，以取之烟民者用之于烟民。因为种、吸、运、售均分期递减，故特税亦因烟民、烟量减少而逐年递减。二、“征”只是手段。以前政府之失，不是不应当征税，而是税而不禁。寓禁于征，特税全由烟民负担，税重则烟价必然增高，价高则购吸者势必减少，种者因销路减少而不踊跃，故收税也是禁烟的一个有效手段。

　　很显然，这样的说法不过是为“寓禁于‘钱’”找到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借口。

　　戒毒医院 有心没钱

　　河北区新开河附近，志成道的北头，原来育婴堂的旧址，有一家旧天津政府设立的戒毒医院。这里虽然交通不便，却远离都市的喧闹，是个适合做医院的好地方。

　　一排排的房屋，一处处的院落，足有200多间。虽然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却不失整洁清雅。进了大门，长方形的庭院里，深深吸气，闻到的是野花闲草的清香与盛开桃杏的芬芳。

　　经费只拨五分之一

　　劫匪光顾医院如空

　　然而，就是这样救烟民于水火的戒毒医院，自身却往往处于断炊的局面。据《益世报》记载，1945年12月，该院上报的经费预算为2700万元，但呈请后，直到转年的3月9日才得到行政院批准。令人苦笑的是，即使这费尽周折的批准程序，也才让戒毒医院收到500万元。

　　几个月间，适逢乱世，物价飞涨，况且只得到五分之一的款项，戒毒医院简直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院址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屡遭暴徒抢劫，院内损失颇多，电线、水管均不知去向。原来计划可以设立至少1000个床位，却因经费困难，改设400个。希望有空床的医院拨借，但愿意出借的却很少，所以最终到位的也只有200个而已。

　　免费治病按时作息

　　相声表演精神治疗

　　可怜的500万经费到位的当年，戒毒医院就收容了129人住院，其中60人是吸食鸦片的，57人是正在戒烟的，12人是吸食烈性毒品的。

　　按照规定，凡是进医院戒毒的人，所有费用都是全免。所用戒除药品是当时规定用的鸦片酒，以减量戒除的方法为病人治疗。据说，这种药药性和缓，戒除期间毫无痛苦，普通的毒瘾用两周就可以戒愈。

　　病人伙食也是免费供给，早饭是窝头，稀饭；午饭是馒头，一菜一汤。为了鼓励病人戒除毒瘾的决心，并让他们享受正常娱乐，医院还曾请来名噪一时的相声演员“小蘑菇”来医院表演。

　　戒毒医院作息时间表

　　6：00 起床，升旗早操

　　7：00 吃早饭

　　8：00至10：00 诊病

　　10：00 讲课，进行精神指导。

　　11：30 午饭

　　13：30至15：30 上课

　　15：30至5：00 诊病

　　17：30 晚饭

　　18：00至21：00 自由时间

　　21：00 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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