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6月30日电 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

　　至此，这部被温家宝总理称为“行政机关自我革命”的法律从颁布到正式实施，历时近一年。

　　这300多个日夜，是中国各级政府自我“瘦身”的预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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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各大高校的一批专家学者、国务院法制办及各级政府法制办的工作人员，是中国政府这一年来变革历程的见证人。

　　他们中的一批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眼里的这场政府自我革命。

　　“普法”席卷全国，专家受地方行政长官高度礼遇

　　《行政许可法》颁布不久，2003年8月，一支高规格的、几乎汇集了首都各高校权威法学家的队伍，受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委派，赴全国各地，对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行政许可法》普法工作。

　　这支被称为“宣讲团”的队伍每到一个城市，都受到地方主要行政长官的高度礼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所在的宣讲团抵达海口时，敲定的宣讲时间与海口市委书记的原定日程冲突，大家以为市委书记会迟到，听一会儿就算了。没想到市委办公室专程打电话协调时间，表示市委书记对学习《行政许可法》非常重视，原定日程确实有重要事情推不掉，请求宣讲团调整时间，希望完整听取宣讲。

　　最后，宣讲报告改到另一个时间举行。市委书记准时到会，该市1000多名干部参加。“实施《行政许可法》的积极性，总体上说，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要高。”多次参加宣讲工作的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袁曙宏，分析地方高官普遍重视《行政许可法》宣讲团的原因：“因为它身处市场经济第一线，有发展地方经济的直接压力”。而《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和实施，被专家们认为，“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放松管制，要放开市场上经济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主体的手脚”，显然，这对发展经济更有利。

　　6月27日，记者在山东省临沂市采访时了解到，自2001年6月份起，该市开始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政府行政审批办公室对市直71个单位1088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认真审查清理，共取消、改变审批类项目603项，减幅达55.4%。去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后，该市行政审批办公室取消审批涉及的收费项目67项，年减少收费400多万元。“临沂市两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后，是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强力推进。”该市一位原行政审批办公室副主任说。

　　袁曙宏认为，改革开放25年来，有非常多的经验，但关键的经验就是一条———放松束缚，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积极性。《行政许可法》就是放松制度束缚，整体放松经济方面的许可制度束缚，部分放松社会方面的许可制度束缚，重点强化涉及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许可制度。

　　一种认为中央政府各部委对《行政许可法》的欢迎程度不高的观点也在流传中。

　　有分析说，不少部委掌控着重要审批权，习惯了大权在握，又不像地方政府更直接地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对《行政许可法》将带来的大规模“削权”，心存疑虑。要调整适应，而不成为阻力，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皮毛到血肉，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刮骨”行动

　　今年5月15日，浙江省某市经济贸易局安全生产科徐科长，致电上级部门，说他收到的省里某部门下发的关于交通运输企业注册安全主任考试的通知有“问题”———因为该通知不仅要求推行注册安全主任制度，而且指定了安全主任培训的单位和培训费用。

　　徐科长说，这种通知和马上要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冲突，作为主管单位，只有界定成为安全主任要符合的条件的权力，而没有指定培训单位的权力。

　　《行政许可法》实施在即，徐科长面对的上级部门却不愿依法放弃有关行政审批的权力及其背后的利益。

　　这被认为是《行政许可法》实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一年来，在清理行政许可事项的过程中，有些现象人所共见。

　　许多实权部门都在想办法，把该取消的变相保留，大家千方百计寻找合法性外衣，找门路把已有的权力改头换面地保留。一些执法部门人员，本来是靠“审批经济”养活的，《行政许可法》实施后，马上面临生存、待遇、报酬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是最着急的。地方基层领导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工作、出路、思想稳定。

　　莫于川教授告诉记者，这些部门包括卫生执法、城管执法、建筑行业执法、工商执法、技术监督、交通行政和一些受政府委托的执法部门，有些机构编制就是自筹经费的事业编制。一个地方政府部门的局长就问过莫教授：“这些人怎么办呢？”

　　许多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曾就哪些行政许可事项需清理向宣讲团成员作咨询。很多时候，他们是为清理行政许可事项而来，但问到最后，常常是希望专家们为一些行政许可事项找“法律依据”，把该清理的事项列入保留之列。

　　对于相关职能部门来说，清理手中的审批项目时确实需要“痛下决心”。因为每多清理或规范一个审批项目，就意味着他们手中的权力减少了一分，而监管责任却可能增加了一分。

　　权力在很多时候都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可以带来利益，而“责任”是烫手山芋。在清理审批项目过程中，很多部门都切实地感觉到了“痛”。

　　临沂市法制局一位原副局长告诉记者，该市进行两轮审批制度改革时，市领导决心很大，但在具体部门，却遇到了沉默的抵抗。

　　按程序，市法制办通知各政府部门上报行政许可事项，一些部门明明有审批事项，却拖延不报，有的则变换方式报，明明不符合规定的事项，借口一大堆，还掘地三尺地找文件，找“合法化”依据。为此，临沂特别召开了市长常务会议解决问题。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钟岩认为，国务院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决定取消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主要考虑到各部门不一致的授权，为本部门和本系统设定和扩大权力。

　　他列举了深圳建市以来的一组数据来说明限制政府权力的“好处”：该市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的党员干部90%以上都涉及行政审批；其中又有67%集中发生在土地、建设工程、产权交易等领域。这几个领域属于资金密集区也是权力密集区，很容易发生腐败。

　　这场席卷全国的审批制度的改革，被概括为历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伤及皮毛”，各部门自己去改，去取消，不伤筋骨的审批权在第一阶段取消了一些。这一部分含金量低，比较偏重于形式。第二阶段是“见血见肉”阶段，主要是国务院和有关职能部门，包括国务院法制办在敦促和督办，这时候各级部门不得不把带有含金量的一部分项目拿出来取消。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该“伤筋动骨”了。

　　即使像关羽这样的一代英雄，自己也做不了“刮骨疗伤”的事，要请华佗来。现在，《行政许可法》就是那个“华佗”。

　　7月1日只是标志，能否顺利实施要经受考验

　　6月28日，北京金健饭店4层会议室，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就制定《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举行听证会。烟草零售户代表、消费者代表、市民代表、专家学者及有关政府部门代表参加讨论。

　　《标准》(草案)说到卷烟零售点布局的距离，在不同人口密度，分别有100米、50米、25米“左右”，可以设置1个零售点的规定。与会零售商代表就这个“左右”展开了激烈争论。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南街某零售点的“老板”张先生看到有关这个听证会的消息后说，“早有就好了！”他三年前申领到零售许可证时，小店是所在社区街道上惟一的烟店，但不久，附近100米左右内又生出4家烟店。

　　张先生也曾就这事和有关部门交涉过，但是不仅没能“制止”第三家、第四家“同行”的出现，还被申斥了一通，说“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紧随其后的三个零售点的出现对张先生的生意造成了很大冲击。他说，要是早两年有这个《标准》出台，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质问有关部门，凭什么不征求他的意见，不考虑他的利益就又发放了三个“许可证”。

　　北京市烟草专卖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据即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行业主管部门必须就合理布局的标准进行听证并公示。

　　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司长青锋也深感《行政许可法》带来的动静非同寻常。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安排细到几月几日，一直安排到今年7月1日，这是少见的。”

　　然而，正如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务院的重视和专家民众的美好期待。

　　莫于川教授直言，“我们在讲课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后执法过程中会进一步暴露，如控制不好，会使法律的目标偏离或大打折扣”。

　　青锋说，“7月1日只是一个标志，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防止规避法律的行为，道路阻且长。

　　截至发稿时止，国务院有关哪些审批项目将得到保留的公告，记者也没有见到。知情人士透露，原因还是和部门利益协调有关。同样，中央政府公布保留的审批项目，直接关系到地方哪些项目可以保留，所以，全国各地都在瞪大眼睛看着、等着。

　　一位署名“abc”的网友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留言：国务院打算什么时候公布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7月1日就要到了，我们下面的行政机关急切地盼着哪！

　　本报最后消息：7月1日零时零四分，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国务院今天发布决定，对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但确需保留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保留并设定行政许可，共500项。

　　记者 万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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