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受累“黑”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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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千山／报道 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一份报告，让“姚康达”——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陡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2003年4月，审计署金融审计司组织了全国18个特派员办事处，共派出了近300人的审计队伍进驻工商银行进行交叉审计。一直到10月末，这场大规模的企业审计行动才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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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由国家审计署驻济南特派办审计发现的。”国家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办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审计结果表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141万元人民币，资金被用于购买128套住房，炒作房地产。

　　在定性“姚康达”是否触犯法律、工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是否违规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将“姚康达”以及相关银行定义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在“姚康达”手里，从银行里取得别人的钱买房投机。128套住房，买进卖出一转手，几百万、几千万就落进了“姚康达”的口袋。而工行外高桥保税区支行成了“姚康达”的钱袋子。上海房价在前些时候的急剧上涨，上海房地产泡沫的堆起，“姚康达”功不可没。许多市民急需买房而买不起房，外地人高价买下“姚康达”们囤积的高价房。

　　银行有钱却不能大肆炒房，“姚康达”没钱却能大肆炒房。这其中，除了贷款这层契约关系之外，有没有“姚康达”与银行个别人员的分成？外高桥保税区支行投入7141万元人民币，产出多少？有关人员有没有从中捞得好处？

　　工行：没有违规

　　6月24日，记者来到工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提起？”该支行员工一头雾水。该支行办公室主任陈小炎把解释权推给工行上海分行，三缄其口。记者致电分行办公室，有关人士表示，此事已上报总行，上海分行不适合发布相关信息。

　　“目前该笔贷款已全额收回，未造成资金损失。”中国工商银行办公室新闻处处长谢泰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尽管谢泰峰承认，“审计报告是客观的、正确的”，但对于“姚康达”一人就从工行贷出7141万元人民币炒房，谢泰峰说：“这个事情出现在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当时央行关于房地产信贷的121号文件还没出台，有关贷款政策文件并没规定对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最高上限。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是在2003年6月出台121号文件，对贷款人购买二套或二套以上的住房做出限制，在此之前，不管是央行还是银监会都没有相关规定限制贷款购买二套或二套以上住房，因此支行是按照每笔贷款是否符合条件来放贷的。”

　　“在事后审核中，贷款程序并没有发现违规之处。”谢泰峰在发言中只承认，“给单一的个人发放如此高额住房贷款，极容易给银行造成潜在风险。的确存在银行在当时房地产行情较好的情况下，房贷风险意识不足的问题。”

　　向同一个人放贷7141万元人民币炒房，工行认为“没有违规”，一句“房贷风险意识不足”，被谢泰峰轻松带过。

　　据介绍，如果“姚康达”是靠“买进房子，然后重新评估，再抵押贷款”的循环做法，套用信贷资金，这样的手段很难获得7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巨额贷款。近年来，个人征信系统趋于完善，这样大规模贷款几乎不再可能。

　　工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姚康达”肯定不属于骗贷，而是有人对其进行了担保。“姚康达”炒房128套，假如以每套赚50万元人民币计算(这只是上海炒房中等赚钱水平而已)，128套就能净赚6400万元人民币！

　　“姚康达主要是2002年到2003年6月份以前在工行贷款炒楼。由于每次贷款他都能交足20%或者30%的首付，并且基本上每月都能按时还款，有时一套房子高价卖出后还能一次性还完贷款，因此工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与姚某一直保持着借贷关系。”在整个“姚康达”个贷7141万元人民币事件中，工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进帐多少？记者不得而知。

　　7000万狂炒“名都城”

　　按照7141万元人民币购买128套住房来计算，这样的贷款人平均每套房的贷款在55.7万元。首付以20%计算，他购买的每套房屋均价都在7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样的炒房人一般是先选择地段再选择楼盘，而且是一次性购买10套以上，把价格炒高，然后再快速抛出，每套住房在手中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

　　据工行内部人士透露，“姚康达”名下房产主要是“名都城”酒店式公寓，姚先后购下128套。“名都城”位于浦西的黄金地段，北接古北新区，南连吴中路，近临延西高架快速路，往虹桥国际机场只需5分钟车程，驱车上海火车站只需20分钟，距市中心也只需15分钟。“炒房地段很重要，一般都选择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名都城’1998年入伙，2002、2003年的时候，房价至少翻了一番，还完贷款，‘姚康达’也能狠赚一笔。”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

　　“一个自然人，从一家银行贷出七千多万，用于低吸高抛炒房，这不可能是一个信贷员能办下来的事，我看，‘姚康达’这个人简直手眼通天。”上海某银行房产科曾科长告诉记者。

　　令其他炒家羡慕的是，“姚康达”居然能从同一家银行获得如此巨额的贷款，因为，一般要贷款买10套以上的房子，银行都会认为风险很高，“‘姚康达’何止与工行外高桥支行的人很‘熟’，他与工行上海分行的人也不可能只是一般所议的‘熟’” 。

　　据知情人士透露，原工商银行外高桥支行的行长名叫钦伟，此前，曾任工行长宁支行行长。国家审计署审计该行期间，钦伟正值任上。去年年底，钦伟突然调离原职，现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调任是否与这笔贷款有关？工行内部人士均予以否认，称“这是正常人事调动”，甚至“从行政级别上看这是一次升迁”。

　　6月24日，记者致电工行上海分行办公室，钦玮表示，“一切还是等总行的答复吧，我没有这个义务”。

　　最关键的是，“姚康达”究竟是谁？其担保人又是谁？一个支行有多大的权力，可以冒如此大的风险，贷出如此巨额款项？收回了贷款，难道就当没发生这回事了？从“事发”到“事后”，在此“过程”中，会有多少秘密？假若“姚康达”最终不能在公众面前水落石出，此案恐仍难以向公众交待。

　　“姚康达”及其背后的三个“名人”

　　“姚康达”不是主角？

　　相关专题：2003年审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