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父亲有段很有趣的话，他说：一个人做事基本上对的时候，他作自我批评容易。基本上做错的时候，就难作自我批评了。所以要有别人批评帮助。
“文化大革命”初，一些红卫兵冲进家里批斗父亲。那天我回家听父亲说：红卫兵要我下跪，我说你们不是“破四旧”吗？下跪是封建的，怎么还要我下跪？红卫兵也不好再要我下跪了。“文化大革命”后父亲曾提起：受批斗要会对付。反正批斗要揪后脖领子，要
斗我时，我领口从来不扣，他就勒不着你了。冬天批斗时，他反正不让你戴帽子，所以那些年冬天我就是露天也从不戴帽子，也就不感冒。父亲还曾提起：专案组审问，都是上边让他们来的，没有事实根据乱问，我就不理他们。说得我上火了，我就和他们吵一架。回到牢房，没有开水，喝一大缸子自来水，火就下去了。
父亲多次谈到：我只管一万，不管万一。不能事无巨细都管。他复出工作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也是如此。父亲曾回忆说：我是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那时我只批过菖菖儿子的一个案子。我批的是，不能因为是菖菖的儿子就放纵，也不能因为是菖菖的儿子就重判。那也是谈政策问题，不是具体谈案子。上世纪80年代父亲主持修改《宪法》时，我对修改草案想提点意见，写成一封信。还给母亲写了封信：“妈妈：宪法中一点问题老想和爸爸谈一下，但总看他很疲劳，就写了一下，等爸爸有空时看一下。”父亲把信转给王汉斌、项淳一、胡绳同志阅：“汉斌、淳一同志：这是傅洋的一点意见，请阅后退我，也可给胡绳同志看看。因为他也是个公民、群众，当然这是句笑话。”“还有我的小儿子的一封家信，也附上一阅后退我。”家中政治纪律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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