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价值观思想

　　袁贵仁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以及近年来的许多报告中，江泽民同志都特别强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刚刚闭幕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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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这不仅再次强调了价值观的至关重要性，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落实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不断加强价值观教育和建设，有必要进一步学习邓小平关于价值观的一系列论述，全面理解邓小平的价值观思想，正确把握邓小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价值立场。

　　邓小平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价值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加强价值观教育和建设。

　　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战斗历程，邓小平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真正的法宝和优势。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和激励。“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只有加强价值观建设，发扬我们的政治优势，才能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道德规范；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在实现共同理想中的历史责任，真正懂得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下的；真正做到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从而抵制各种消极腐朽的东西。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江泽民同志也告诫我们：“我们的干部要经得起考验，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加强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不但要有足够的物质上的准备、组织上的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思想政治和理论观念上的准备。国际竞争，是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竞争。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最大的思想政治优势”；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面向新世纪推进伟大事业的战略需要”；而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把改造主观世界提到重要位置”，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价值观的重要性决定了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邓小平特别重视价值观教育。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他就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2页)1980年，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青年人的人生观教育，指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

　　在新的形势下，江泽民同志也特别重视价值观问题。他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遗留下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拜金主义、个人士义和腐朽生活方式消极现象有所滋长，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侵蚀了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因此，必须加强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就是不求升官发财，不怕流血牺牲，自觉自愿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奋斗。”

　　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价值特色

　　邓小平重视价值观，更主要地体现在他在理论思考和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从价值的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关于实事实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诸多问题的论述中都包含着价值观，都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完美结合。

　　第一，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作风。邓小平始终倡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真理，按规律办事，凡事都要问一个“对还是不对”。他认为，我们以往的一些工作所以遭受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坚持真理，违背了客观规律。在1958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重视经济规律了”，“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听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一再强调，“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现在，“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邓小平始终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对每一方案、政策，他既从真理观的角度，看它“对还是不对”，还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它“好还是不好”，也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人民需要，对实现让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他认为：“对实观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

　　邓小平主张对外开放，因为“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邓小平鼓励发展“三资”企业，因为“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邓小平最先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因为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稳定，因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对于知识分子，邓小平有十分独特的看法，他指出：“说什么‘白专’，只要对由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褪的人好得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页)在国际活动中，邓小平主张中国决不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因为“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这里，邓小平说所的“有利”、“益处”、“好处”、“好事”等等，都是相对“对”、“真”、“正确”而言的价值问题。任何一个政策、计划、方案、行动，都既要是“对的”，也要是“好的”，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邓小平的一贯的思想作风。

　　第二.凡事都要权衡利弊是邓小平的基本工作方法。邓小平认为，从价值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趋利避害”，这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人类的一切智慧，都是围绕“趋利避害”展开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一个“趋利避害”的过程。在谈到国际交往时，邓小平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

　　“趋利避害”是人们的主观愿望，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必须“权衡利弊”。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无论事情的大小、轻重、缓急，人们都要权衡一番，以便决定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邓小平经过利弊权衡，下决心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9页)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趋利避害”、“权衡利弊”，是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夏杂的，并非一目了然，许多时候是既有利也有弊。区别只在于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而权衡利弊，就是选择一个利多弊少，相比之下比较满意的方案，从而避免利少弊多、得不偿失的结果。对于要不要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方针，邓小平经过权衡认为，不要再继续提这样的口号了，“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对于要不要改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政策，邓小平经过权衡宣布：“我说不能动”，因为，“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邓小平对“价值观”的理解和使用

　　在邓小平的论著中包含着许多对价值观的清晰、明确的理解。那么，在邓小平的价值观思想中，是如何理解和使用价值观这一概念的呢？

　　一是价值观是人们对某种事物好坏的态度。1962年，邓小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有一著名论述，也就是人们时常提到“白猫黑猫”论。这其中就包含着他对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值观的理解。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里，“好”讲的是价值，“最好”就是最有价值。“态度”讲的是价值观，即关于“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好”，“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最好”的看法、观点。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用价值论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生产关系，否则就是不好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

　　按照这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包产到户”、“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好的生产关系，应予坚持；那种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则是不好的生产关系，应予摒弃。这种对生产关系形式所持的好或不好的看法，坚持或摒弃的态度，就是人们关于生产关系的价值观。

　　二是价值观主要指人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价值观，就是人们对某种事物，对人好坏的观点、看法、态度，是人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世界观包括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人们关于自然、历史、人生对入的价值的观点、态度形成自然价值观、历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主要解决自然、历史、人生的价值问题，回答什么样的自然、历史、人生对人是好的、有价值的。邓小平、江泽民所讲的价值观，主要是人的历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强调的是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江泽民同志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党的十五大把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论和精神支柱，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邓小平的价值观体系

　　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邓小平的价值观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讲求实效。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产生的“假、大、空”等弊端，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凡事都要讲求实效，“看效果”，“拿事实来说话”。在经济建设中，他认为“发展生产方要讲究经济效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在文艺工作中，他主张“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对于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他提出“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他要求共产党人要为群众办实事，也就是“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09页)，从而“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我们的一切党员、干部，都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9—100页)讲求实效，也就是要求我们开会，作决议，定方案，以及做任何工作，都要立足于解决问题，能够“管用”，尽量地少说或不说那些不“管用”的话，少做或不做那些不“管用’的事。关于学习马列，邓小平说，学马列不在本子大小，“要精，要管用的”。关于工作报告，邓小平说，报告不在篇幅长短，“四届人大报告，……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仗怎么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都是强调一切主意、政策、方案，都要“管用”，都要有实效。

　　(二)邓小平价值观的基础——爱国主义。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理论，就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论。爱国主义，是邓小平价值理论体系中首要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三位一体，有机地统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五爱”要求，也是以“爱祖国”为其前提和出发点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和民族的纽带，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凝聚力。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热爱国家，……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页)邓小平又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正是从这种爱国主义价值观的角度，邓小平严厉地批评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这就从反面告诫人们，必须把国家主权、利益和尊严看得高于一切，保持高尚名节，不做任何有损于祖国的事，对祖国多作贡献，这是人生的最基本的价值。

　　(三)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集体主义。集本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爱国主义本贡上属于集体主义；集体有不同的层次，国家是一种特殊的集体，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最高形式的集体主义。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使青少年“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江泽民同志近年来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把它提高到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主旋律的高度。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态度，它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的。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四)邓小平价值观的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也是邓小平价值观体系的主题。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接着，他阐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题，什么样的人生是最光荣、最有意义的人生。他讲道：“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就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和人生价值观建设的“最大光荣”统一起来了。人生的最大价值，就是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价值理想和竭力追求并努力奋斗去实现的价值目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的价值理想、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客观实际与发展需要，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前途命运。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再次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说，在中国现在落后的情况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五)邓小平价值观的取向——人民利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决定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邓小平能够创立邓小平理论，与他坚持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都不过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价值观的必然的结论。他要求共产党人一切方针、行动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始终热爱人民，关心人民，服务人民，取信于民，甘为人民公仆。他反复强调，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邓小平的价值观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因而始终把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益害好坏，都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加以评价，好是对人民好，不好是对人民不好。江泽民同志高度评价邓小平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用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一文写道：“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六)邓小平价值观的标准——“三个有利于”。价值评价的根本问题是标准问题。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不同，最主要原因就是所持标准不同。这种评价事物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即价值标准，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衡量……好坏的主要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7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关注正确的价值标准的确立，对于如何运用正确的价值标准，科学地评价事物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关于经济政策，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准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关于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工作，他认为：“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从根本上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生活，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他全面而深刻地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新时期价值观体系的根本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邓小平讲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目的，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根本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深化和发展了真理标准理论，坚持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回答的是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也即认识的对错问题。“三个有利于”是检验实践及其指导实践的理论认识的根本标准，它回答的是实践及其理论认识是否符合需要，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也即实践及其理论认识的好坏问题。实践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基础，“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光明日报》199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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