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4年

　　1月24日—2月10日 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视察期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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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日—16日 视察上海。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在谈到宝钢建设时说：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不上是个浪费，要争取时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得起。在谈到财政问题时说：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也可以给你们上海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作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在视察建设中的宝山钢铁总厂时，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在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2月22日 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2月24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他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他还说：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3月14日 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国内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在谈到翻译世界名著问题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在谈到改进大学政治课教学问题时说：在青年中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现在发现的还少。大学、中学的政治课都要认真改进。在谈到农村问题时说：农村政策很见效，农村状况确实很好。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形势更好。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这个意见，我在一九八○年有个谈话，已经收到我的文选里去了，文中说了四个条件。

　　3月25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在谈到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时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想我们双方都是满意的。但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足，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薄弱。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在谈到中国“翻两番”目标时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4月18日 会见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杰弗里·豪。指出：我们已经多次宣布，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解决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与其他国家无关。香港问题只能由我们两家解决。双方的协议应该更原则一些，太烦琐了往往会出差错，不合实际，也会束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特区的自治权。解决香港问题将是中英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不仅会增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

　　4月28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分歧。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

　　5月17日 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并不容易。人越富，越吝啬，要他让一点，他不肯。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

　　5月20日 会见由马尔科维奇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在谈到“左”的思想时说：一九五七年夏，毛主席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不幸的是在那中间开始“左”。反右是对的，但是扩大化了，犯了错误。更重要的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出现了“左”的思潮。这时候实际上又否定了毛主席那篇讲话的论点。反右以后，“左”的思想扎下了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还有两年的徘徊。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才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指出：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贫穷、生产力落后，有什么优越性？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就是闭关自守。在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就是用炮舰、火炮把我们打垮的。建国以后，虽然也有一段时期发展是好的，但是，使我们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闭关自守。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不仅对外要开放，对内也有个开放问题。现在西方反映，国内人民也是这样，就怕我们的政策改变。他们特别说我已经八十岁了，一旦我不在，政策就会变。我对他们说，改不改变不决定于我这个人在不在，而取决于事情办得对不对。如果这样的政策导致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谁要改变也不行。

　　5月21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在国内培养和安排“博士后”科技人员的建议，表示赞成。指出：“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就要行动。

　　5月25日 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强调：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请代表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5月29日 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

　　6月21日 在会见缅甸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部长吴吞丁时说：我们讲的最大的变化还是国内政策。国内政策的立足点就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虽有地位，但经济还不发达，这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不相称，也同我们在国际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相称。所以，我们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

　　6月22日、23日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它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线索。在谈到港人治港问题时指出：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他提出：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这两次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6月30日 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十分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现在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他最后指出：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月31日 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

　　8月25日 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在谈到我国教育情况时，他希望海外科学家们要多多提出批评意见。他说：我们在教学上“满堂灌”的现象还存在，要多多鼓励学生自己发展。我们准备在这方面搞些改革，但不很容易，要慢慢来。

　　9月8日 在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科西加时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国马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

　　10月1日 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他说：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他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

　　10月2日 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外籍华人科学家。他说：今天同你们见面，是对你们付出的知识和劳动表示感谢。为开拓新的局面，也希望你们今后付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还缺乏知识，你们是有知识的人，对中国知识的贡献要靠你们。我在昨天讲话中特别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在一些老干部思想中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比过去付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在谈到国内问题时，他说：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我相信在将来的历史上会表明它的重要性。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村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障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他说：“一国两制”，马克思没说过，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是我们从实际遇到的问题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允许部分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继续搞资本主义。这个政策不会变。他还说：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尽管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一些错误，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再是二等公民了。中国人有十亿在大陆这边。台湾有些人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太不可能，太不现实，也太不谦虚了。

　　10月3日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指出：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为了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他最后说：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一九九七年政权顺利移交作出贡献。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0月6日 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阐述我国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0月10日 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他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说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的力量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10月15日 为中国科学家考察南极 注【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在北京成立的。这个考察队在南极半岛地区的亘古荒原上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夏季科学考察站，并开展对南极的多学科综合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指出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通过以后，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

　　10月22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说：“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香港问题能够谈成，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有力量的、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在谈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翻两番的目标肯定能实现。它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0月23日 在会见突尼斯总理姆扎利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但当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近三年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南南合作，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发达国家的前进也会遇到障碍。南北问题提出很久了，至今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发达国家有钱但不慷慨。南南合作事业的发展可能会推动南北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10月26日 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0月31日 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在谈到对外开放问题时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人理解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关系不好的也开放，共三个大方面。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

　　11月1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我们高层的老化问题，不要把这个矛盾留给后来人。提拔干部，过去我们讲台阶，按部就班地搞，现在要修正一下，要破点格。凡是看准了的人，要大胆地提升上来，把他们放到重要的或者更重要的岗位。在讲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指出：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大家都很赞成军队减到三百万这个方案。减到三百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我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在讲到改革开放问题时说：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11月9日 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他说：自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内，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措施，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二是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两件事上，我们是胆大的，但不是妄为的。提出“一国两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即香港和台湾问题。这是从我国的实际需要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它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是看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得到提高。只要这条得到证实，谁也不能说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思乱想。为什么现在我们党通过了这一决定？近几年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目前，有的雇工达二十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我们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干，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就总结一步的经验，不妥当的就改。

　　11月20日 在会见挪威首相维洛克及其主要随行人员时说：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城市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他说：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12月30日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为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活跃农村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等十项政策。】送审稿上批示：“我看十条都好。”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这十项政策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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