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有关慈善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出台，我相信会有更多企业家出资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外滩记者

　　邵嘉翔 洪梅顾庆海(实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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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鹿城区东游路69号一座朝南的小院里，一幢顶着康松公司牌子的三层小楼闹市静处。我国第一家以捐资人姓 名冠名的私人慈善基金会——叶康松慈善基金会已经在这里运营了半月有余。

　　2004年6月1日，允许非公募基金合法存在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就在当天，叶康松慈善基金会宣告 成立，7月8日正式运营。与此同时，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福岛自然灾害减灾基金会、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 金会和上海市自然与健康基金会等四家基金会也相继成立。

　　浙江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高志涛告诉记者，目前全国范围内虽然还仅有五家非公募基金会，但咨询观望 者却不少，光是浙江，据他了解就有三四家正在申请中。

　　善款来源包括投资收入

　　叶康松原籍温州永嘉，曾是“温州市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之一。1986年，他辞去永嘉上塘镇委书记职务，回 乡当农民办农场。1991年，叶康松在美国洛杉矶创办美国康龙公司，现为美国康龙集团总裁、浙江省政协委员和温州市政 协委员。

　　叶康松慈善基金会是由叶康松单独注资200万元成立的，由于金额不大，目前的资助范围主要是为保卫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在执法过程中牺牲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或是见义勇为牺牲者中家属生活困难的人员。

　　据悉，该基金会的善款来源除了叶康松本人捐款、叶康松创办的企业及其系统内的加盟商、代理商的捐赠以外，还包 括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入等等。

　　叶康松创办的康龙集团温州分公司内的一间空房现在成了叶康松基金会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办公室门前那个简易的公 司牌子，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只有一间房间、一台电脑、一张沙发、两张桌子的办公室，竟是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分水岭的首 位参与者的栖身之地。

　　“他的人生理想是能够成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创办个人慈善机构是他18年前辞官务农从商时就有的想 法。”叶康松基金会秘书长沈慧国这样解释叶康松的投资动机。

　　但沈慧国同时还讲了一个故事：去年非典时期，叶康松给小汤山捐了价值30万元的保健品，结果因为是直接捐款给 医院，自己还为这批保健品额外上缴了3万元的所得税。曾是温州电视台副台长的沈慧国说：“叶康松当时对缴税这个事情很 气愤，这事情也直接引发了自己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想法。”今年3月，《基金会管理条例》刚刚出台，叶康松就立刻把他请来 筹办这个基金会。

　　记者从温州当地媒体上获知，就在7月15日，该基金会第一笔一万元的捐款已经向温州市一位见义勇为的警察发出 。绝对是双赢的买卖

　　7月16日，叶康松慈善基金会正式运营刚过一周。即便是没有刻意的宣传，首家私人慈善基金会的成立还是引起了 安徽省界首市特殊教育学校孙家和校长的注意。

　　孙家和校长告诉记者，界首市特殊教育学校作为公立的九年制学校，多年来一直坚持免费为盲聋哑和有智力残障的儿 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但是去年早就破烂不堪的校舍在遭受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后倒塌，100多名学生至今还在临时大棚内 上课吃饭，状况窘迫。

　　一年多来孙家和到处写信求援，至今已不知道找过多少好心人，但收效甚微。看到报纸上有关叶康松慈善基金会的报 道，立刻给叶康松写去了求援信。

　　类似孙家和校长这样的求助信，叶康松慈善基金会已经收到了五封，由于不在基金会捐助的范围内，工作人员只得一 一回信婉拒。

　　“作为首家私人慈善基金会，我们现在局面很是尴尬。”基金会两名专职人员之一，办公室主任诸葛忆芬向记者说， “如果在报纸上大做宣传，就会有人认为我们是借着慈善的名义做广告；如果低调开展工作，我们又很难被需要资助的市民了 解。”

　　“当然，如果有关慈善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出台，我相信会有更多企业家出资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沈慧 国认为，企业家把钱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既可以办好事又可以为自己和企业树立良好形象，绝对是双赢的买卖。

　　上海将重点发展

　　非公募基金会

　　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叶诸榕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称，该基金会的成立背景是复旦大学的高速发展目前 仅靠政府拨款已经远远不够，需要多渠道融资办教育。

　　“目前国家对高校的投入重点是提高社会人群的普通教育水平，因此这些投资对于复旦众多的教育和科研项目和各种 设施是远远不够的。复旦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自己筹集资金。”叶诸榕说。

　　在上海市民政局召开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闻通气会上，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方国平称，上海新成立的四 家非公募基金会，将进一步改善上海基金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上海今后将重点发展慈善、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科技发展、 环境保护、卫生、社区建设等社会领域内的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庞树奇的认为，社会福利事业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政府之外，还需要有NGO( 非政府组织，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者的组织)的协助。在社会福利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政府退出”将 是一种正常、不可避免的现象。

　　“NGO的发展和壮大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发育了10多年而已，很多地方还带有 计划经济的影子，政府真正退出原本属于NGO的领域还要很长时间。”NGO专家，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兼秘书长 黄浩明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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