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孔寒冰报道 谈及邓小平早年留学生活时，各种文献上讲得最多的是1920年底至1926年1月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人们很容易就想起他的那幅头戴鸭舌帽、双手插在西服口袋里的侧身照片；其实，从1926年1月到1926年年底，邓小平还在苏联留学了近一年，这段经历使他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
1925年夏天，也就是在国民党确立了“联俄、俄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
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之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孙中山，这所学校取名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也称中山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一般意义的大学不同，该大学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所开课程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学制只有两年。
到这里学习的学员都是由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一起挑选的。其中，中国共产党曾从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选派了20人，邓小平就是其中一员。
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种特殊性，国共两党的许多名人都曾在此学习过。正因如此，邓小平与来苏留学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蒋经国于1925年10月19日启程赴莫斯科，比邓小平早到1个多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与蒋经国不仅同在一班，而且同一个党团小组，邓小平是组长。据说，蒋经国时常约邓小平一起散步，除了讨论问题之外，还请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
对蒋经国来说，或许最难忘的是“中山舰事件”后，邓小平同他的一次谈话。“中山舰事件”发生在1926年3月20日，是蒋介石策划的反共、反苏行动。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虽然不知其详情，可消息传来，他也成为中国学生的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找到了邓小平。根据《湖北档案》2003年第4期刊载的一篇文章，邓小平当时对蒋经国讲：“一，广州‘三·二O’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一次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家庭出生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限，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邓小平这番话既讲原则又不失人情味，给蒋经国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映出邓小平统战工作的基本思想和风格。
也就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邓小平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一个妻子的张锡瑗。张锡媛生于1907年，河北房山县人，1924年就投身学生运动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下半年，她受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她和父亲就是在中山大学作为同学时认识的，两人之间相当熟识。”同学、同志兼战友的关系为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27年秋，张锡媛回国并在武汉与邓小平重逢。1928年初，两人结为伉俪。1930年初，她因难产死于上海。
邓小平没有完成学业，1926年底就根据党的指示回国了。然而，对邓小平来说，在苏联近一年的留学意义重大。首先，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邓小平虽然从一个怀有“实业救国”单纯理想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但毕竟没有系统地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正如他在莫斯科写的一篇自传中说的那样：“我过去在西欧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从到莫斯科的第一天起，邓小平就下定决心：“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其次，邓小平在苏联切身感受到了没有压迫、没有黑暗、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爱的社会，所有这些与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境遇成鲜明对照，他因此更加坚定了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不论是他所遭遇的各种曲折，还是他多次重访莫斯科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唇枪舌战，还是他所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宏伟蓝图，都是为了捍卫他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圣殿的纯洁性。(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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